材料一

彼特拉克把对古典时代的无知作为划分阶段的准则，以此区分出古代、黑暗时代和新时代，把“人的时代”或“文明的时代”作为历史的第一阶段。彼特拉克撰写的第一部历史学著作《名人传》，采取了不同于以往围绕基督教世界重要人物进行的写法，按照古罗马国王的顺序撰写。写作不再为神权服务，而是要为人民提供道德教化和培养批判精神。……他开始把视线扩大到过去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

——摘编自周施廷：《自我的觉醒：彼特拉克与现代性》

材料二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

——［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

材料一    文艺复兴关心的是今世而不是来世，它关注的是非宗教的古典文 化而不是基督教神学。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 人们不需要专心于超自然的力量，相反，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身所固有的潜能。同样，文艺复兴时期新创办的寄宿学校培养的不是牧师，而是商人的儿子。全部课程强调古典文学的学习和体育锻炼，其目的是教育学生健康、快乐地生活，做一个合格的市民。一般认为，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和指导思想，是早期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国家对自然经济力量 的自由发挥作用不得干涉……在宗教方面，伏尔泰说，“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时，大家都能幸福地 生活、和睦相处。”在政治方面，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说，所有公民在建立一个政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融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共同意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裁决……“行政权的受托人 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 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大力宣扬的新思想、新意识，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经过历代进步思想家的努力，已在欧洲民众中有了一定的影响。但在18世纪启蒙高潮以前，这种影响还是局部的、有限的。经过18世纪启蒙思想家将近一个世纪的轰轰烈烈的宣传和鼓动，新思想、新意识才冲破重重障碍，逐渐深入人心。它们包括理性、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宽容、博爱、科学、宪政等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一切相关概念。启蒙思想家呼吁用理性的阳光驱逐现实的黑暗，消灭专制主义、封建特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经过这次思想解放大潮的冲击，新的民主、自由制度的曙光开始出现在欧陆的地平线上。

——摘编自徐鹤森《试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现在我们知道，这 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恩格斯《反杜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