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代中国铁路修建权多半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掠夺，这些铁路不但被这些国家经营，路权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但京张铁路则与之相反，在当时这场中外铁路利权的争夺战中，中国最终取得了自修京张铁路的胜利，“不但建筑之资本为国有，建筑的计划亦是我国工程师所计划”。京张铁路沿途地形、地貌条件复杂，尤其是八达岭居庸关附近，需要开山凿洞，工程艰巨，但詹天佑先生创造了人字形路线解决了关沟段通车难题。通过修建京张铁路培养了大批的铁路人才、传播了铁路技术，为中国铁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摘编自姚兴哲《晚清京张铁路自主修建政策的由来》

材料二：随着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詹天佑毅然公开出面抗争。1911年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粵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希予支持”，并公开致电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公司，要求两公司协同抗争保路……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詹天佑在主持粵汉铁路建造的岗位上，不断以铁路建设的新成就，表达他对民主政权的支持。詹天佑也以自己的极大的热情、丰富的学识与在铁路工程界的威望，支持孙中山的雄伟的铁路建设计划。詹天佑还积极帮助孙中山制作详尽的规划与措施，认真提出多种有价值的意见。

——摘编自经盛鸿、孙燕《詹天佑与辛亥革命》

材料一 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那样，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 构已从根本彻底的腐朽了”，“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 观情势使然，而不是什么“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因此，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伟 大事件，“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飞跃，它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在中 国绵延几千年并被奉若神明的君主专制制度，破天荒地宣布了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而 扫清了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障碍，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其政治意义是决不能低估的。

——陈其泰《近代史上有关重大是非的两个问题的评价》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某人翻译一本书名叫《平民政治》，但现在却准备易名为《共和 政治》后再出版。《国粹学报》过去一段时间销路不畅，但最近改名《共和杂志》，重新变得 抢手。   

——摘编自徐 兆玮《棣秋馆日记》

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守兵当值的，到时照常上衙门听 候差遣。马兵仍照旧把马养在家中。衙门前钟鼓楼每到晚上仍有三五个吹鼓手奏乐……

——沈从文《辛亥革命的一课》 材三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九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决定中华民族走向和命运 的两件大事。……民贫国弱的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铁肩担道义，继承中山先生革命 遗愿，且升华之，殚精竭虑，万死不辞，致力于中华之独立，民族之复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中华民族，奋进前行。

材料一：

宋代各类学校“广开来学之路”，中央官学中规格最高的国子监的入学资格从唐朝的三品降到 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不少基层官僚的子弟以及寒素子弟也进入国子监听读。宋朝的法律一般禁止工 商业者本人应举做官，但其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可参加科举考试，并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对学校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宋朝出台给太学生增发伙食补助、允许贫困太学生在校留宿等政策。 宋代教育虽然逐渐“平民化”，但也远未达到区域尤其是城乡协调。

——摘编自周宝荣《试论宋代教育的“平民化”》

材料二：

大学本质上和小学、中学等不属于同一类型。大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到底哪 儿重要呢? “必须强调，大学这一机制实际是中世纪的发明”，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当然也就 是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学一开始是一个买卖知识的地方，买卖的对象是法学的知识，第一个 大学就是以法学院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于公元1088年)。教授们把查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 全》拿过来当材料研究，使得法学知识得以系统化地生产，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盖了整个西方。

大一统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学，只会有国子监，读书人不是去那里买知识，而是去接受内容完全 确定的培训，成为权力系统需要的接班人。大学和这种教育机构内在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材料三：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关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任职 期间，蔡元培先后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和《对于教育宗旨之说明》中，系统地阐述了其教育 新思想。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者，皆 今日之教育不可偏废者也”。此乃他为民国教育提出的“五育”并举、使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的 新教育宗旨。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后，教育部颁行的民国教育宗旨是：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 教育、军国民教育辅助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