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于是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均选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第一条，着眼点就是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选自2018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讲话

材料一：商代的占卜结果会被记录在甲骨上以显示商王的权威。周王则将赐封官职等事铭铸于带有神秘威严气氛的青铜器上。无论甲骨文，还是金文，当被书写在带有神秘性和权威性的材料上时，也就被赋予了某种类似的气质。而秦代向民众下达皇帝旨意的诏书石刻以小篆写成，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国家和统一帝国的产物，这显然带有将刻写的内容永远流传后世的期待。这些文字也都被政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垄断，正如黄帝创制表意文字的意图就在于避开俚语方言以控制人与神交往的媒介。

——摘编自（日）富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苏颖《文字与王权——探索中国一元权力结构政治文明的一个视角》

材料二：1455年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这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是深远而显著的。15世纪中期，欧洲会识字的男人还不到10%，到17世纪早期，已经有超过30%的男人和10%的女人能读写了。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高级教育的状况，僧侣因此被排除出重要的职位。此外，为解决印刷行业的利益冲突，1469年威尼斯通过立法，规范了印刷商在指定时间段里印刷和销售一本指定的书籍的权利，这成为知识产权史上一个里程碑事件。

——摘编自余军华、李贞芳《印刷术与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学视角的解读》

材料三：在人类媒介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分化。在书面语传播中，那些具有一定政治、经济能力且接受教育的群体才拥有“门票”。到了数字网络时代，网络BBS、博客、微博、微信，都表明传播权利进行了重新分配。民间话语成为整个社会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汝东《未来传媒发展趋势：一种媒介史的视角》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战国时期，与其他各家相比，法家思想最早获得了“行其道”的机会。商鞅的变法固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法家思想在秦始皇时期得到实践，并在秦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伴随着秦帝国的迅速灭亡，其局限性也充分地表现出来，而到汉代又在客观上助了儒家的一臂之力。

    黄宗羲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阐述了一系列精粹的思想。他从维护人的自然权利出发，猛烈地抨击了专制君权，重新构建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天下观，提出了分权而治、法制公正的政治要求，还特别强调了学校的重要性。在黄宗羲的政治理想中，也包含经济上的思想，这一思想显示出初步的重商主义色彩。

材料二

—— 据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第三卷）整理

    民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它结束了长达二千余年的王朝时代。 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1月1日共和国成立，其间仅共有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伟大的革命中是罕有其匹的。

—— 摘自徐中约著的《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