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选自光明网，有删改）

材料二：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选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有删改）

材料三：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选自新浪网，有删改）

材料一：

    网络媒体以其自身的传播优势不可避免对传统媒体造成巨大的冲击。网络将世界联成一体，真正成为一个地球村。面对屏幕，整个世界如同搬进了你的家，没有距离感，突破了时空限制，你可以从全球网站获取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信息。如果你现在想知道一则美国网站新闻，只需几秒钟就能获得。网络媒体让你想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想什么时候知道就什么时候知道；而传统媒体则是让你知道什么，你才能知道什么，让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才能什么时候知道。这种差别是显然的，它将大大削弱人们对传统媒体的依赖而使受众纷纷投向网络的怀抱。

    网络的即时性使人们已经没有安然等待驿路邮车的那份悠闲，人们希望随时获取信息，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传统媒体已满足不了受众的这种求知欲，对于新闻的制作和发布，传统媒体要经过写稿、划版、校样、印刷等组织处理过程之后，还要借助中介传播，这就让新闻早已成为明日黄花，而网络媒体特点中的强时效性使信息的传递不受任何时空限制，往往一件事情发生不到两分钟即可上网，网络媒体可以做到实时传播、同步传播、连续传播。

    网络媒体的交互性功能使网友既是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又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者和发布者，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向任何一个拥有网络传输设施的人提供信息，网友按动鼠标，就可以进行交流。诸如CHAT（聊天室）、BBS都是网友提供信息和发表意见的场所；互联网电子邮件（Emai1）已成为现代人亲密的伙伴，它使网上交流极为便捷，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把你的所见、所想，你的欢乐、悲伤告诉远在千里以外、万里之遥的至爱亲朋，“天涯若比邻”已不再是诗人的浪漫。

（节选自《传统媒体发展现状分析》，“报告大厅www．chinabgao．com”2018年3月2日）

材料二：

（资料来源于2019年2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材料三：

    全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制造者，依托丰富的传播渠道，迅速形成影响。全媒体的沃土上能开出鲜花，也会长出罂粟，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把媒体当作他们传播歪理邪说，制造不良舆论氛围，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习近平主席多次说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作为全媒体的重头，让我们由被动接受信息变成了主动获取信息。人们只需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机就可以轻松获取信息，可以随意参与到各种话题的讨论。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使得舆情传播关注度高、危机蔓延迅速、后果影响久远；信息源的多样性使得内容筛查不可控、信息分散不可控、舆论放大不可控。

    既有挑战，即有机遇，融合发展，大有可为。一方面要积极融合主流媒体。新旧媒体要一体化发展，而不是以新汰旧。在新型媒体方兴未艾的今天，传统媒体依然具有竞争力。虽然通过媒体APP或者微博微信等渠道去获取信息快捷方便，但由于网络环境的复杂性，网络信息真假参半；在公信力和针对特定受众等方面，传统媒体更具有优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纸质媒体向新型平台发展，实现手机、PC、传统纸质平台、电视等平台融合共通，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大大拓宽了用户面，成就了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主流媒体要着力创新内容产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着力推动技术建设与内容建设深度融合，让先进技术为主流媒体插上翅膀，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另一方面要加深融合建格局。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不是传统媒体平台和新型媒体平台的简单相加，优势互补、差异发展、协同高效、融合互通才是趋势，对于传统主流媒体平台，要积极顺应融合发展趋势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科学配置各类资源，利用新媒体平台不断提升自身影响力，牢牢夯实全媒体的“线下”实力；对于新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准确及时发布新闻消息，为其他合规的媒体提供新闻信息来源，最终全媒体将依托其庞大的受众、先进的管理、高品质的内容，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构建成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节选自《融合发展 构建格局 迎接全媒体时代挑战》，“搜狐网”2019年4月22日）

材料四：

    回望传播史，传媒技术的变迁无不深刻重塑新闻业态。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

    思想认识的高度，决定融合发展的深度，当前，我国媒体融合正处于从“相加”向“相融”加速奔跑的关键阶段，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主动适应变革，大力推动变革，以自我革命的勇毅担当深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媒体深度融合，归根到底是人的融合——

    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宝善指出，媒体融合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无论是从定国安邦、壮大主流声音的高度，还是从强筋健骨、做大做强“国家队”的角度，融合发展都是媒体自身的需要、发展的必然。

    2016年10月，人民日报融媒体工作室机制正式推出，形成了“一本政经”“麻辣财经”“大江东”等45个专业化、垂直化的品牌工作宝。这项机制鼓励编辑记者跳出“稿格纸”，跨部门、跨媒体、跨地域、跨体制，按兴趣自由组合，按项目组织生产。

    从“纸媒时代”到“微博微信”再到“视频、H5、VR全景”……一大批“提笔能写，对筒能讲，举机能拍”的全媒体记者涌现出来，以更大的创新热情，生产出更多契合用户需求的新闻产品，也在媒体融合的考验中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思维的转变、丰富的实践，让编辑记者们感言，“全媒体发展势不可挡”“融媒体记者，就应该干吗吗行、做啥啥精”。

    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唯一不变的状态就是改变——

    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是新时代新华社的奋斗目标。“我们要把握传媒变革趋势，部署适应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加速向‘新型’进发。”新华社社长蔡名照说。

    聚焦主体业务，新华社着力构建面向不同用户、满足多样需求的全媒体供稿体系，提升个性化生产、可视化呈现、智能化推送、互动化传播水平，为用户和受众提供更多短视频、微动漫、动新闻等微传播、轻量化产品。

    在把网络信息前沿技术运用于新闻传播实践方面，新华社走在前列。2015年，新华社推出自主研发的“快笔小新”机器人写稿系统，成为国内首个使用写稿机器人的媒体机构。2017年底，新华社发布全球媒体首个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提出建设智能化编辑部。2018年11月，全球首个合成新闻主播——“AI合成主播”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位新华社“新员工”，运用最新人工智能技术，“克隆”出与真人主播拥有同样播报能力的“分身”，在新闻领域开创了实时音视频与AI真人形象合成的先河。2018年12月，拥有一流技术和装备的媒体创意工场投入运行，为优质产品打造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

（节选自《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新华网”2019年1月26日）

材料一：

    就在刚才，上海法院的专门破产审判机构——上海破产法庭正式成立。这一法庭有利于更好地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积极稳妥地处置“僵尸企业”，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上海破产法庭将紧紧围绕依法处置“僵尸企业”。促进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困境企业救治的任务，依法开展破产清算、重整、和解案件的审理工作，加强债权人权益保护，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防控化解金融风险，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发挥积极作用。

    据悉，破产法庭是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庭。此前，深圳、北京已经相继成立了破产法庭。

    摘编自“东方财富网”2019年2月1日，《上海破产法庭挂牌成立系全国第三家》）

    材料二：

    根据2007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第七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据些，企业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通常有三种结果，和解、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对比破产清算，破产重整能够更大力度、更广层面保护债权人、股东及其他相关权益人的权利，破产重整状态下的债权清偿率通常高于破产清算。

    破产重整可由债务人或者债权人提出申请，假定企业能顺利完成重整，则必须经过如下几个步骤：1、申请重整；2、法院受理重整申请，裁定准许公司进行重整；3、制定重整计划，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提交法院裁定批准计划；4、计划批准后，重整计划需按期执行完毕，提请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收到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民事裁定书后，重整顺利完成。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三：

    2007—2017年发生过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数量（单位：家）

    （注）在49家发生重整的上市公司中，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共计24家，占比49%，民营企业21家，占比43%，另有3家公众企业和1家集体企业。（以进入重整程序前一日的公司属性为准。）

    （摘编自“搜狐网”，《49家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例最全梳理》）

    材料四：

    破产保护的核心，是为重组融资创制了一种特殊的清偿优先级，在缺乏这一优先级时，重组者通常面临一对矛后：重组得以进行，必须获得新的融资来维持企业营运，并支付资产切割、结构调整。业务重组、雇员遣散等重组步骤所产生的高昂费用，但是很少有人敢把钱借给濒临破产的企业特别是当它的资产多半都已抵押出去之后，除非这个新的债权人在清偿顺序中被允许“加塞”，这一点，在传统民法中是做不到的。

    在美国，如果一旦企业申请破产保护，它的债权人暂时就不能去追究这个企业的债权，企业就能够有个喘息的时间。在申请破产保护的这段时间之內可以想办法，一旦公司通过破产保护，走出了破产法庭以后，相当于把身上的债务甩掉了，可以轻松上阵。

    破产保护除了维护企业和个人的局部利益外，它还有利于防止出现大批失业，对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一：

    近年来，世界经济正向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收，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最活跃、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之一，2017年，在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下，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更加注重效率、质量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在壮大数字经济、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创新创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017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相继扩大，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年全国电子高务交易额达29.16万亿元，同比增长11.7%；网上零售额7.18万亿无，同比增长32.2%。我国电子商务优势进一步扩大，网络零售规模全球最大、产业创新活力世界领先。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底，全国网络购物用户达5.33亿，同比增长14.3%，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络支付额达143.26万亿元，同比增长44.32%；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00.6亿件，同比增长28%；电子商务直接从业人员和间接带动就业人员达4250万人。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9.1%，农产品网络本售额同比增长53.3%，农村电商有效缓解了农民“卖难”问题，推动农业结构升级，海关验放的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出口增速达41.3%，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日益成为我国商品出口的重要通道。

    （辅编自《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7）》）

    材料二：

    中国跨境电商交易额、进出口总额变化情况

    跨境电商交易额（万亿元）进出口总值（万亿元）

    （预测）

    （摘编自中国产业网）

    材料三：

    英国一位爵士在谈到电商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和企业家建几个电商平台易如反掌，但为什么不做？因为英国政府知道，一个商业小店铺，背后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摧毁了它们的生存环境，那将是社会的灾难，他说，商业有其基本规律，它的作用不只是买卖商品，而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把公众吸引到大街上去。当他们为了购买一件满意的衣服而一家、两家店铺地寻找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产生远超过一件衣服价值的“随机消费”。比如，夫妻两个人逛街，可能产生餐饮消费，可能一起看一次电影；如果有孩子，他们还可能为孩子买些“过去根本没想去买的东西”。而且，市民这样的逛街行为，使得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的活力，它是重要的城市景观，所以爵士认为，电商绝不是拉动社会消费的好办法，反而是在毁灭消费。

（摘编自百度百家）

    材料一：

    《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认为，今年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势头将超越2017年，细分市场的数据反映出这一趋势。比如，2018年上半年科幻产业产值已经接近100亿元。

    报告分析了我国科幻活动的发展情况。科幻活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涵盖学习、工作和休闲内容的社会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参与，科幻教育有望成为科幻行业的增长点。“去年，涌现了大量以科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学课程。今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专家说。同时，专家表示，我国科幻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2019年将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国产科幻电影，受到业界期待。作为科幻文学、漫画等视觉化呈现的载体，科幻电影被认为是提升科幻影响力的重要产品。

    材料二：

    我国电影银幕数量增长情况

    [注] E指预测

    （摘编自《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回顾、市场格局分析及2019年发展前景分析[图]》，产业信息网2019年3月11日）

    材料三：

    新华网记者：目前来看，您觉得未来中国科幻发展有哪些有利条件？

    刘慈欣（科幻作家）：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中国社会本身。就中国社会来说，它的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有吸引力。中国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最有未来感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国社会都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就是对科幻产业，尤其是科幻文学最有利的一个肥沃的土壤。

    新华网记者：科幻小说搬上影视屏幕的很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慈欣：科幻影视对中国的影视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不管是从故事还是从特效，各方面都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以前这种方式我们实践不多，特别是高成本的科幻片，那种工业化的科幻片，尤其没有任何经验。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到目前为止科幻片比较少的原因。另外科幻电影的投资一般都很大，在这种没有经验的前提下，投资方、制片方肯定都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刚才说过这种情况估计很快就会改变。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

    （摘编自《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新华网2018年11月16日）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电影院线不断扩大，受众观影习惯不断养成，影院建设不断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拓展。从开始排片较低到之后一路逆袭，《流浪地球》一枝独秀，上映第二十三天，票房已超44亿元，《流浪地球》选择背负更深沉的题材与更宏大的叙事，选择用中国智慧改造世界、拯救世界，选择对人类命运和地球未来进行深刻思考，从而增强了影片的视觉震撼力和穿透力。父辈牺牲和家园情愫、人类普遍的人性与中国式情感、“硬奇观”和“软感动”融合在一起，矛盾更加突出、更加集中，这是中国式科幻与好莱坞同类影片的不同之处。

    2018年12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达到8万块以上”的目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要完成2万块银幕的飞跃。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摘编自《中国科幻电影的类型突破》，《人民日报》2019年3月7日）

材料一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和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族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

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任何社会都一样，所不同的是说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有些社会却并不如此。前者是血缘的。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得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分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

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我们有谁曾认真的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想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象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我在江村和禄村调查时都注意过这问题：“怎样才能成为村子里的人？”大体上说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这几个条件并不是容易的，因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土地并不充分自由买卖。土地权受着氏族的保护，除非得到氏族的同意，很不易把土地卖给外边人。婚姻的关系固然是取得地缘的门路，一个人嫁到了另一个地方去就成为另一个地方的人，（入赘使男子可以进入另一地方社区）但是已经住入了一个地方的“外客”却并不容易娶得本地人作妻子，使他的儿女有个进入当地社区的机会。事实上大概先得有了土地，才能在血缘网中生根。

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冲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分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帐，意思就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帐”。“算帐”“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但是亲属尽管怎样亲密，究竟是体外之己；虽说痛痒相关，事实上痛痒走不出皮肤的。如果要维持这种亲密团体中的亲密，不成为“不是冤家不碰头”，也必需避免太重叠的人情，社会关系中权利和义务必须有相当的平衡，这平衡可以在时间上拉得很长，但是如果是一面倒，社会关系也就要吃不消，除非加上强制的力量，不然就会折断的。防止折断的方法之一是在减轻社会关系上的担负。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算清”的需要也增加了。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一定的单位，清算时可以正确；有了这媒介可以保证各人间所得和所欠的信用。“钱上往来”就是这种乐意当场算清的往来，也就是普通包括在“经济”这个范围之内的活动，狭义的说是生意经，或是商业。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实质上馈赠和贸易都要是有无相通，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别。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