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儒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批判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对儒学的态度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基本上还是持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1988年，在儒学国际会议上，余英时先生说，儒学现在是一个游魂，东游西荡，没有一个附着的制度和实体。林毓生教授认为，儒学是一个封闭、一元的思想体系，现在已经陷入了“民主”“科学”的困境，很难摆脱出来。我们国内的学者也提出了对儒学的一个全面批判。

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说现在儒学的复兴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说很多地方都竖起了孔子像，有人说这是对儒学的一种认可。还有全球现在有400多所孔子学院以及当前的“国学热”。

——摘编自吴光《当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评述材料中关于儒学思想发展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汉承秦制”之说早为学界所公认，秦律中“严于治吏”的精神在汉律中有着深刻的反映。与秦律相似，汉律亦有关于荐举官吏的法律规定。如《二年律令·置吏律》规定：“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罚金四两，戍边二岁。”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而《汉书·王子侯表》也记载：陵乡侯欣“建始二年，坐使人伤家丞，又贷谷息过律，免。”汉律在秦律基础上，针对王侯、官吏朋比为奸、结党营私制定了“左官’’“附益”“阿党”“更相荐举”等诸法……执法的严格性，使朝廷法令对各级官员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量，督使他们勤于政事，谨慎行事，以免有犯法之嫌。自汉之后，后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方面都非常重视“严于治吏”的举措。秦汉严于治吏、“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精神，在今天也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孙喆《从汉承秦制看西汉“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

材料二：清代王船山认为周“礼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后世令史多而事不济”，因此必须裁汰冗员。王船山认为要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说：“严者，治史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左传》日：‘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可不戒与”！王船山“把培养官德作为廉政的基本内容”，“把廉政看作吏治的根本”。王船山认为“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所以他认为，惩贪治贪的关键是“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薄尉胥吏，皆喙息（即住嘴，此处引申为停止，收敛）而不敢逞”。

——摘编自刘伯兰《王船山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及现实意义》

材料一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当历史向前演进，有识之士不能不想到，本土思想与佛教相比，自身有一些弱点、不足，例如，佛教讲祖统，禅宗最讲祖师法裔继承关系，.而中国儒家没有这样的统绪。中国儒家谈“人道”，着重于人的道德实践，但缺少应有的抽象哲学理论。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天理人欲， 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 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 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