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
        语法课完了，我们又上习字课。那一天，韩麦尔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个个都那么专心，教室里那么安静！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连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们正在专心画“杠子”，好像那也算是法国字。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
        ……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窗中戏剧

    ①女人倚在窗子边，朝对面望去。风微微地从河边吹来，感觉和平常没什么不一样。她住在顶楼的倒数第二层，街道在远远的下面，就连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的噪音也很少传到这里。就在女人准备从窗边转身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对面那个老人房间里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天色还不晚，外面还很亮，老人房间里的灯光并不明显，那种感觉就好像太阳底下开着的街灯，又像是灯火通明的教堂里，某个人在窗边点亮的蜡烛。

    ②女人站住了。

    ③老人打开窗子，朝着这边点了点头。

    ④他是在向我打招呼吗？女人心里暗自想道。她所住的房子上面一层是空着的，下面一层是一个工厂，这会儿早就关门了。女人于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作为对老人的回应。只见老人又冲着这边点点头，同时伸手去摘帽子，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头上并没有帽子。老人转身消失在了后面的房间里。

    ⑤很快，老人又出现在了窗前。这次，他的头上多了一顶帽子，身上加了一件外套。他脱下帽子，微笑着向女人致意。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手帕，开始挥舞起来。一开始，是轻轻的，接着，越来越激烈。他把身子倾在窗台上，让人不得不为他担心他的整个身体会从窗子里跌出来。女人有些愕然地后退了一步。

    ⑥这时，窗子对面的老人一抬手，将手中的帽子远远地甩开了。同时，他将围巾顶在了自己的头上，就像一个穆斯林人一样，将自己的头包裹了起来。接着，他将双臂交叉，合在胸前，开始鞠躬。每次抬起头时，他的左眼都闭着，仿佛在向女人传递着他们两人之间的某种秘密信息。女人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直到她突然发现，窗子中出现了两条穿着窄窄的、打着补丁的丝绒裤子的双腿。老人在做倒立！当他那满脸通红、满是汗水而又兴高采烈的脸重新出现在窗前时，女人终于拨打了警察局的电话。

    ⑦老人仍然没有停下来。他披着一个床单，在两个窗子前交替出现。三条街道以外的警局接到了女人的电话，女人在电话中有些语无伦次、声音十分激动，以至于警察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此刻，对面的老人笑得更厉害了，脸上的皱纹堆成了一团。他伸出一只手，做了个模糊的手势，在脸上一抹，随即，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似乎，他的笑容已经瞬间被他攥在了手里。女人一直站在窗边看着这一切，直到警车赶到楼下。

    ⑧女人气喘吁吁地跑下楼。警车周围已经围了许多人。一群人跟着警察和女人上了楼，有好几个甚至跟到了最后一级楼梯上。他们凑在一起，好奇地等待着——先是有人上前敲门，没有人应；然后按门铃，仍然没有回应。作为训练有素的警察，打开一道门并不是难事——门很快被打开了，干净利落。顺着窄窄的走廊，他们终于捕捉到了走廊尽头隐约的灯光。女人蹑手蹑脚地，紧紧地跟在警察后面。当通往里间的那道门被打开时，只见老人背对着他们，仍站在窗子旁。他的双手拿着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枕头，放在自己头上，又拿下，不断重复着。那样子仿佛是在告诉什么人，他要去睡觉了。而他的肩上，还披着一块地毯。众人几乎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老人仍然没有转身——这个老人的听觉已经非常迟钝了。女人的视线越过老人，望向对面，她看到了自己家那扇昏暗的窗子。

    ⑨就像她所想的那样，底下那一层的工厂已经下班了。不过，在她家楼顶上，不知什么时候搬来了一对小夫妻。在他们房间的窗子旁，有一个围着栏杆的儿童床。一个小男孩正站在里面。

    ⑩这个小孩儿头上也顶着一个枕头，身上披着一个床单。他不停地在床上蹦着跳着，朝着这边挥动着双手，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他先是笑着，接着，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随即，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仿佛他在一秒钟之内将自己的笑容攥在了手中。紧接着，小男孩伸出手，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笑容抛到了所有目瞪口呆的人们脸上。

（选自《读者》，作者：[德]伊尔泽·爱辛格尔）

如果你为四郎哭泣

龙应台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认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俄狄浦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为它最重要的黏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