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文化遗产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7955万人次增长到2014年的7.2亿人次，13年间增长了8倍，对于青少年而言，博物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在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国博物馆拥有近3000万件（套）藏品，依托这些藏品在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富。针对藏品的研究，需要整合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师，因此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史研究中心，同时，博物馆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牌价值的重要载体。2010年，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西安建设成“博物馆之城”的战略目标，随后广州、济南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以此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摘编自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4）》）

材料二：

2008年起，中国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开始全面免费开放，此后博物馆的直接经济贡献逐渐减弱。因此，只能通过博物馆事业增加值来衡量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即文化文物系统内的博物馆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文物巡展、社会文物鉴定及咨询等）而增加的价值总和。2001-2014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如下图：

（摘编自苏杨等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

注：计算成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时，用某一时期产品的平均价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可比价格。可比价格计算出的指标，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便于对不同时期进行历史对比，以观察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材料三：

要真正了解或融入一个城市与国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参观博物馆、北京每年接待的上亿游客中，相当一部分要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难以用数字衡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和教育作用。通过品牌价值的提升和精神核心的建立。实现对旅游经济的长远影响，这也是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摘编自王小润等《博物馆能否成为旅游经济新坐标》）

材料一：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调查1月10日在京发布。调查显示：2016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57亿，超过总人口的1/6。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指出，一个国家在市场统一，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结果一定是空间上的“高度集聚”。“这是现代经济的共同特征。”

    空间的“高度集聚”是怎样的？比如年轻人涌向北上广，比如沿海城市成热门选择，这就会让“不平衡”三个字呼之欲出了。陆铭将此形容为“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矛盾。“统一的国家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每个人都有选择权，资源自由流动；而人们在衡量自己的收益和成本时，都会最大化自己的效益，有一个效率追求。在‘统一’和‘效率’都实现的情况下，空间的配置一定是高度不均衡的，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平衡’。”他甚至断言，如果要同时追求统一、效率和经济活动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是“不可能！”

（摘自澎湃新闻网《中国城市化问题：你要大城市一张床，还是小城镇一间房？》2017年1-月2日）

材料二：（本报讯（记者卫敏））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调查日前在京发布。该《报告》以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为重点，分专题对人口流动迁移和城镇化、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与社会融合、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和流动人口生育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相关的政策。《报告》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加，2016年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57亿，超过总人口的l/6，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中商情报网讯》2016年10月20日01版）

材料三：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指出，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聚集了千万以上的城市人口，形成一个多元异质、丰富多样的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结构。这对青年们产生了无穷的吸引力。然而，随着人口的高密度聚集，北上广也日益暴露出“大都市陷阱”的一面：住房昂贵、交通拥堵、通勤距离过长、工作节奏快、高竞争压力、环境恶化、孤独感、亚健康，等等。在北上广谋求发展的全国各地青年经常处在一个“向下的青春”“摇摆的青春”和“放逐的青春”的迷茫旋涡里。

（摘自2016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不断流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口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一个人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哪怕最后遭遇失败，两手空空地回来，在你的人生旅途中也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事实上，到大城市去，到资源最集中、机会最多的地方去，是每一个时代的永恒主题。

    在今天的中国，大城市在资源配置与机会均等上，确实有高人一等的优势，这里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一者，大城市也有熟人规则、也有拼爹窘境，但就像不少求职过的大学生说的，在不少二、三线乃至不入“线”的城市，“关系”更像硬通货、更容易升值。二者，在2010年的时候，“逃离北上广”就成了年度热词。人人控诉高房价之祸，铺陈着梦幻田园般的归隐生活。只是躲过了高房价，却完全找不到现代生活的节奏。三者，市场是一个动态平衡机制，人力资源流动带来生产的压力，自然会带动劳动者劳动价值的升高。

（摘自光明网《别鼓动年轻人“逃离北上广”》，2016年9月10日）

材料一：

    经常网购的消费者会发现，拆包裹时都会有“很费力”的感受。但是，为了防止商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损坏，卖家和快递公司只好在包装上下功夫。为什么不少扎点胶纸或胶带呢?某快递网点负责人说：“我们也想节约成本，但如果因为包装问题，在物流过程中商品损坏，造成损失，就得不偿失了。

    市邮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中国200万个快递员运送了350亿个包裹。包裹多了，肯定会产生垃圾。快递只是使用环节，而且我们国家没有关于快递包装的环保标准。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的多为推荐性指标，约束力不强，执行有难度。

    快递带来的包装垃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包装过度”与“安全所需”，如何在两者之间获取平衡，如何使商家与消费者尽量采用环保材料，如何实现回收—循环—再利用，这些正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选自2017年3月2日《深圳特区报》

材料二：

材料三：

    在对待快递包装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烦恼。买家既想让“宝贝”拥有“金钟罩”，又为家里堆积如山的快递包装物烦恼；店家担心快递途中物品受损便“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个严严实实，成本自然就高出许多；快递公司面对五花八门的包装只好望“包”兴叹，回收与不回收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在我国大力推动绿色经济的背景下，对“两高一剩”（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企业的规范和整治是重点，而由于电商蓬勃发展所催生的物流行业所带来的环保问题，目前还看不到有效的管理与规范方式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大到国家的产业政策，小到人们的日常环保意识，缺一不可。而这些日常细节需要从人们很小的时候进行教育和规范，知识和规则需要不断地在人们头脑中强化，因此，真正推动环保和绿色事业，需要从基础的教育工作抓起。

（选自《快递包装的“纠结”与绿色金融》

材料四：

    20世纪90年代，德国出台《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提出包装废弃物管理应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最终处置”的顺序进行，并设定了不同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目标和时限，强制要求包装生产商、销售商对包装回收共同负责。该办法还制定了包装废弃物从收集到最终处置的量化标准，比如规定80%的包装废弃物和100%的运输包装必须回收利用，使包装处理的每个环节都有具体标准可依。

    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关注绿色包装。为了提高企业回收包装的积极性，美国各州政府根据企业包回收利用率的高低，适当免除企业相关的税收。同时，美国还在《资源保护与回收利用法》中规定，“减少包装材料的消耗量，并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再利用”。目前，美国已在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方面形成产业化运作，不仅改善了环境、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而且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除此，在包装材料技术上一些美国企业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一些酒类包装物是用秸秆制成的，强度高，便于物流运输，而且环保。

（选自《中国物流产品网》）

材料一：

    2018年1月8日，天津市海河医院“儿科停诊通知”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热传：“尊敬的患者/家属：因我院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目前均已病倒，自今日起儿科不得不停诊，何日开诊尚不能确定……”作为一家三甲医院，儿科医生竟然只有3名。否则即便有人染病，也断不至全科“停摆”，可见压垮医生的，除了疾病，更有超负荷工作带来的身心俱疲。而其背后，则是“儿科医生荒”的不争现实。

据《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目前我国城市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医生数仅为0.57人，农村为0.47人，而按照《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到2020年每千人拥有0.69名儿科医生”的目标，目前儿科医生缺口已直逼十万大关。随着“二孩”生育高峰期的到来，儿科医生将更显紧缺，“补缺”更不易。据统计，全国医学院校每年仅能培养1800余名儿科医生，但就在这本就不足的“后备军”中，还不乏有人“临阵退缩”，更别说近年来屡有辞职的儿科医生。

（摘编自2018年1月11日《北京晨报》）

材料二：

    毋庸讳言，“儿科医生荒”早就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也比较清楚：一是儿科医生的培养有缺口，二是儿科医生的执业环境有缺陷。我国的医学院校自1999年起，儿科专业停招，代之以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仅仅作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一门课程存在。虽然在2016年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开始合作恢复儿科本科招生，但儿科停招18年造成的儿科医生缺口在短时间内难以弥补。

    医务界常常用“高风险、高负荷、低待遇”来描述儿科医生的执业环境。据了解，目前在各综合性医院中，儿科普遍处于弱势地位。而在专科医院，高负荷的工作节奏则令儿科医生们频生去意。以此次来势凶猛的流感疫情为例，2017年12月，天津市儿科门诊总诊疗人次环比增长4l%，急诊总诊疗人次环比增长68%。与之相应，全市儿科门诊医生每日出诊量增加了42%，儿科急诊医生每日出诊量增加了36%。超负荷应诊让许多儿科医生叫苦不迭。除了工作的高强度，更让儿科医生纠结的是不得不经常忍受无端的指责，承担难以预料的风险。抱怨、指责、谩骂，甚至发生肢体冲突，这些执业风险是近年来儿科医生不断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2018年1月17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摘编自《调研：中国儿科医生工作现状，你所想不到的几个数据》）

材料四：

医治“儿科医生荒”需开综合药方，从根本上解决儿科医疗服务供需矛盾。除了千方百计稳定儿科医生队伍外，还要完善分级诊疗体制，增加医疗资源供给。目前，我国只有53.2%的综合性医院有儿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儿科的仅占12.6%。此外，还要加强科普宣传，缓解儿科就诊压力。不少家长一遇到孩子发烧哭闹，就抱着去医院，在治疗过程中也容易因常识和信息掌握不充分而和医生产生矛盾。对此，有关部门要做好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宣传，开通多渠道咨询热线，指导家长从容应对，不盲目扎堆医院，就医期间更好地理解和配合治疗。

（摘编自2018年1月11日《工人日报》）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这种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现实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领导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制作科幻电影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需要科学素养的支撑。反映的是电影工业乃至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科技的迅速发展，为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发展提供了沃土。《纽约时报》发现了《流浪地球》与嫦娥与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联想到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指出“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和科幻片领域都是后来者，但现在这种局面就要改变了”。

    与令人叹为观止的情节和特效同样吸引外国观众的，还有《流浪地球》中体现的中国亲情观念、英雄情怀、奉献精神、故土情结和国际合作理念。很多国外影评人都注意到这部电影的“与众不同”——尤其是“不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而是人类共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理念，是对好莱坞科幻电影叙事套路的突破。将中国独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融入对人类未来的畅想与探讨，拓展了人类憧憬美好未来的视野。

    （摘编自《＜流浪地球＞折射源自现实的未来感》，2019年02月14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在电影《流浪地球》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不同于美式科幻片的元素。在春节的北京地下城，街头张贴着“福”字，孩子们穿着蓝白相间的校服，课堂上朗读朱自清的《春》，而冰封的大地上，济宁、上海、杭州的路标宛然。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 -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我们期待能看到更多中国价值、东方理念，在人类想象力的疆域里延伸，在更为极端与特殊的情况下处理人类面临的永恒拷问。

    对于观众而言，对电影的评价，或许可以少一些意气之争、多一些理性之言。既看到长处也看到短板，既不是捧杀也不是棒杀，才能激励文化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换个角度看，指出电影甚至原著的不足和漏洞，也不是用来贬低作品的，而是让我们的想象力跟着小说、跟着电影一起激荡，一起去迎接中国科幻电影真正的春天。

    （摘编自《＜流浪地球＞争论意味着更高的期待》，2019年02月11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流浪地球》是用世界听得懂的电影语言电影语言讲述的中国科幻故事。电影的构思、讲述手法和拍摄技术等借鉴了好莱坞等西方经验，但又没有照搬照抄，而是消化吸收再创新。它胜就胜在，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术”有机融合。中国文化、中国视角和中国价值观赋予了《流浪地球》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精神和灵魂。尽管电影仍有不少瑕疵，有很大改进空间，但充分证明了中国电影正步上与世界一流水平作品相比肩之路。

    《流浪地球》也在启迪西方，怎样建设一个更好的新世界。好莱坞的科幻片剧情几乎都是逃离地球，孤胆英雄以一己之力拯救地球，而《流浪地球》展示的是用集体协作的办法带领几十亿同胞一起拯救地球。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集体主义、家国天下情怀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恰恰反映了当代西方的困境。

    （摘编自《借鉴好莱坞　又没有照搬照抄》，2019年02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四：《流浪地球》原著作者刘慈欣说：“它很好地建立了一个各方面对中国科幻、高成本科幻电影的信任。”

    长期以来，科幻片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的短板，有过的一些尝试，不是制作太粗糙就是故事太拙劣。《流浪地球》却用比较成熟的制作手段讲述了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有着恢弘的想象力，却又具备了中国文化的内核，既能唤起中国人情感上的共鸣，也能让老外觉得好看。所以，它能赢得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并不偶然。《流浪地球》的成功也证明，中国并不是拍不出科幻大片，关键在于怎么找对方向、精益求精把它拍好；也不是讲不了故事，而在于怎么去精心打磨，讲好一个故事。

（摘编自《＜流浪地球＞，＜焦点访谈＞告诉你它赢在哪》，2019年02月26日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