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地图的编绘和地图学的发展，明显地反映出地理环境的差异及生产生活的需求。古希腊学者托勒密编着地理学着作八卷，其中六卷都是用经纬度标明的地点位置表。多数的地点位置，是根据对本初子午线和平纬圈之间的距离计算出的。魏晋时期，中国的制图学家裴秀编制的《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中系统地总结出“制图六体”，为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这为中国后世的地图绘制奠定了科学基础。16 世纪后的欧洲天主教积极向海外拓展，出现了基督教历史上继唐、元之后在中国传教的第三次浪潮。随后，在法国的地形图上、在中国的《大清一统舆图》上，东西方两个体系的制图要素同时出现了。

《海国图志》初刊于1842年，它一方面延续着中国传统的图志体例，是一部附有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的、五十卷本巨大篇幅的地志书，另一方面又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的旧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观。1845年清朝官员叶子佩绘制的《万国大地全图》“经度以京师为第一度”。1864年湖北官书局出版的《全国直省府厅州县图》，内容以康干内府舆图为蓝本，以半官半民的形式出版，打破了纯官方编制、收藏地图的传统。1886年陈兆桐绘制《万国舆图》“原照英国舆图绘译，所有经纬，仍照原图以格林威治为中线”，书中的“五大洲各国大事表”，以民主、君民共主、君主将当时全球57个“自主”国家分为三类。近代中国第一次民间公开出版的地图是1903年武昌舆地学会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1906年由清朝学者周世棠、孙海环编辑《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被称为民间刊行四大全国地图集之一。

──摘自陈潮《中国近现代地图出版概况》

伴随着分类和统计技术的进步，地图开始多角度地展现传统实力的各个要素。如人口地图、资源图、军备图等。如图是根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跨大西洋移民潮所做的示意图。20世纪初和20世纪的30年代移民潮出现断断续续的现象。二战后出现了大规模到欧洲寻找工作的场景。到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对外来移民关闭了大门，这种突然关门政策打断了传统的移民流动。

──[法]玛丽•弗朗索瓦• 杜兰等《全球化地图》

①缺乏数理逻辑推理                ②不重实用
③不注重科学分析                ④注重经验总结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疾疫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只是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他们请医生尽力诊治，施医送药，还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建议官府救治，积极刊刻散送药方，甚至还会举行集体的祈神驱疫的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的疾病防治机构。后来，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来自环境的压力时，沉着应对，在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过程中，将疫病防控与国家改造和社会移风易俗结合起来，采用多样化的资源整合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建立及时快捷的反馈与纠错机制，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化“危”为“机”，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

——王冠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及经验》

材料：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徐光启与利玛窦交往中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占、线、角、三角形等这些数学术语一直流传到今天，并传播到朝鲜、日本。江南水灾那年，徐光启回家为父亲守孝，看到农田被淹，十分忧心。此时，一位朋友从国外引进高产农作物甘薯，徐光启开荒试种获得丰收，他把种植心得与百姓分享，使本来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得以在江浙种植。魏忠贤当政时，由于徐光启耿直，遭到魏党弹劾，罢官回家，他把其多年对农业的研究心得进行系统化，加以编排、校对，并吸收西洋农业成就，写成了《农政全书》。

——摘编自彭勇《徐光启：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