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因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商代尚未确立专制王权，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迄今为止，殷墟所发现的近15万片带字甲骨中，除极少数为商王室记事之用外，其余都是商人占卜鬼神的结果。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无一事不求之于占卜，一切依从占卜的结果而行事。 商族曾与彭、韦等众多方国结成联盟，伊尹、保衡、伊陟、巫咸等人都是诸方国的首领，同时又是当时的大巫，既代表方国势力，也代表神权。 各方国与担任方国联盟军事首领的商族各司其职，以实现方国联盟内部权力的均衡分配，维持联盟政体的存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商代，卜筮是当时人们沟通神灵的渠道，被认为代表鬼神意志，人们对卜筮绝对尊重，“各非敢违卜”。

————摘编自王奇伟《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材料二

周人建国后，对殷人的神权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周武王在《太誓》中对殷纣王的天命观作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天命是根本不能依赖的，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在周人看来，人们无论如何祭祀上帝百神、先公先王，上天总是不可能完全顺从民众愿望的，在此基础上周人主张“天人合一”。 周人打破了殷人把神权高度集中在王室手中的局面，将祭祀的权力按不同的阶层分配到上至王公下至士的手中。 西周晚期以来，随着天神威信的下降，人们对天由怀疑到指责，由指责到诅咒。尤其在春秋时期，虽然仍有不少重神事而轻人事的现象，但一些政治上的实力派人士则重人事而轻神事，如晋国的叔向和子产都是这样的人物，“民”的地位与作用逐渐被置于天道与神权之上。

————摘编自王晖、吴海《论周代神权崇拜的演变与天人合一观》

材料一 秦始皇在最后消灭六国，建立统一国家的当年，就在国家治理方面，废除了自西周以来实行了八百年的分封诸侯的制度，创建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是适应新兴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需要而在战国时期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秦始皇把这一制度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自中央到地方由三个主要环节组成。

——摘编自袁行需等《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二 在传统政治体制中，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是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为关键的一种权力关系。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既涉及到权力的支配与分配问题，也与中央集权体制下皇权的稳定与巩固关系密切。如果仅从制度层面去观照里权与相权的关系，两者基本上是互为合作的关系。不管是所谓秦汉时期的“独相”，唐宋时期的“群相”，还是明清时期的“兼相”，它们都是因为要配合皇权才得以设立的。尽管在不同的时代，相权的权力规模和施政风格各有不同，但都能在特定的制度体系中起到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作用。

——整编自齐涛《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