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降半旗迎国家公祭日    民众冒雨为遇难者致哀

（新华日报 记者 鹿琳 沈峥嵘）12月13日，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苍天有感垂泪，南京细雨如诉。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被日军以各种方式屠杀，南京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毁。如果以秒来计算，平均每隔12秒就有一条生命殒丧于日军暴行!

    2016年12月13日上午7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升国旗、下半旗仪式。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为79年前惨遭日寇杀戮的30万冤魂而半垂，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悼念中国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先烈和民族英雄。

    10：01分，凄厉的警报声再次在南京上空拉响。纪念馆内，和平集会广场上，参加悼念的各界人士着黑衣，戴白花，肃立默哀；所有人脱去雨衣上的帽子，低头静默，任雨水浇注于全身，生怕任何的不敬有碍对死难者的哀思。

    “作为南京人，我从小听着警报声长大。我曾在高一时探访鱼雷营丛葬地。就在今年，学校高二年级公开班会还模拟了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举行国家公祭仪式，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远离战争，让和平的光辉洒满人间。”学生代表、金陵中学高三学生彭抒文说，“历史不该遗忘，我辈更当自强。”

    “他们望着记忆，后人望着他们。”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劫难中的幸存者，如今已白发苍苍。只要能走得动，他们就会出现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上，参加和平集会，今年也不例外。

    “被杀害的儿子永不再生；被活埋的丈夫水不再生；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了的妻；苍天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减至107人，只要能走，他们都来悼念，悼念亲人。

    幸存者杨翠英今年已经92岁高龄，但每年12月13日，她一定要到纪念馆中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前，因为亲人们都在这儿。

    日本爱好和平的友人松冈环女士也出现在公祭日活动现场，这是她连续三年参加这个仪式，第90次来中国南京。在仪式正式开始前，松冈环特意走到幸存者们身边，弯下身躯，向他们一一致意慰问。

    “我以无以言状的悲怆追忆那血腥的风雨／我以颤抖的双手抚摩那30万亡灵的冤魂／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我祈求／我期盼／古老民族的觉醒／精神的崛起……”这样的诗文镌刻在纪念馆雕塑石碑上，是民族儿女的赤子之心、家国情怀。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民解放军73602部队盛建忠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会铭记血的教训，化悲痛为力量，改革强军，实干兴军，保卫国家，捍卫和平，我们要自信而庄严地向世界宣告，敢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来自南京工、农、兵、科、学、企界的代表撞响和平大钟，3000羽和平鸽振翅飞向天空。“今天，我们以国家的名义祭奠遇难的同胞，传递的是中华儿女珍爱和平的良好愿望，也希望警钟长鸣，警醒后人时刻牢记历史，让它不再重演。”知识科技界代表、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说。

    白鸽放飞，雨中向上飞翔，人们耳畔依然回响着话音绵延的《和平宣言》：“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不忘”，于冬雨中激发“莫忘国耻，圆梦中华”的力量。

人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节选）

《广州日报》：在都市忙碌浮躁的生存状态下，你怎么能写出那么清新淡雅的文字？

林清玄：其实，这是从我个人的需求出发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很穷，跟一般年轻人一样，一心想要成功，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当时看来，所谓成功就是成为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后来，我在报馆工作，又做了报社主管；还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文章也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书很畅销。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我应该是蛮成功的。但当时我并不快乐也不满足。于是，我开始思考成功的意义何在。慢慢地，我发现，如果成功却失去快乐，这种成功还不如不要。在都市中努力拼搏的人们一心只顾着赚钱，一味追求物质和现实的享受，其实内心充满迷惘。所以只能说是我个人需求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需求。

《广州日报》：你一直处于非商业性的写作状态，但作品一直热卖，对此，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林清玄：作品能受到什么样的理解或欢迎，是没办法预期的。我举个例子，去年下半年，深圳一所小学的校长写信邀请我前去演讲，因为小学课本里选了我三篇文章。当时我很感动，20多年前写那三篇文章时根本不会想到它会入选小学课文，也不会想到小学生们希望我前去演讲。在创作时，你可以掌握的，只是自己作品的方向。

《广州日报》：你的作品常常涉及茶道和佛教智慧，这跟周作人的作品似乎有相似之处？

林清玄：某些部分有相似，但实际上很不同。我读过周作人的全集，也很喜欢他的文章，但我没有受到他的影响。他太喜欢掉书袋，自己的意见只有一点点；另外，他的文字也没有伸缩性，一般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我呢，不喜欢掉书袋，自己不感动的东西不会去写。

《广州日报》：那么，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林清玄：在中国作家里，苏东坡对我影响最大，还有辛弃疾、杜牧、李白等，他们都是些潇洒自在的人。苏东坡的作品里有很多生活的元素，而且，不管处在什么状态下都能写出好文章。另外，在外国作家里，泰戈尔、纪伯伦、惠特曼等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生活化；二是有点自由派；三是有些哲学和思想，而不是纯粹好看而已。当然，我并不是刻意去学习他们，而是他们慢慢对我形成了影响——写生活的、自由的、浅显的东西。我觉得文章应该很浅白，在浅白中有感动、向往等美好的东西。

《广州日报》：近些年，国学热逐渐升温，一些地方还会给学生举行开笔礼啊之类的传统仪式，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啊，人应该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才会有信心。如果完全放弃传统，我们就无法理解到生活中深刻的部分，就会缺乏自信。不过，一个教授在中央台讲《论语》竟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开始觉得不可理解。这可能是传统文化在承续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断层，是压抑太久之后的爆发。

《广州日报》：记者生涯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林清玄：10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一般的作家写了3000字可能你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但我写文章时会马上进入主题、进入重点，这是新闻从业经历对我的启发，因为突出重点是新闻写作的本质所在。还有，记者常常是把深奥的东西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了解，我写文章时不会故弄玄虚，而是尽量使文字浅显易懂。很显然，一篇文章10个人看了之后鼓掌与100个人都能读懂这两者之间，后者的意义更大。

《广州日报》：可以说，你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但快节奏的都市中，生活似乎慢不下来？

林清玄：慢生活常常会被曲解为不积极的、消极的生活。其实，慢生活重要的不是时间的进程，而是做这件事情时，你的内心是否从容。我以前在电视台讲慢生活，有人就骂我说慢生活让年轻人没有斗志。其实，你泰然自若也可以很有斗志，你很紧张也不见得你有斗志。比如，你看奥运会上的那些最了不起的选手，他们内心都很从容，他很轻松却完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反而那些功夫不好的选手很紧张。所谓从容，就是有定力、有定见、有对人生的长久规划。

《广州日报》：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商业炒作，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对此比较宽容。其实，很快做成的东西也会很快消失，以前的作家是把脚印刻在石头上。而商业炒作一本书，就像在沙滩踩脚印，潮水一来，脚印就消失了。时间会筛选作家和作品，对于各种炒作现象，其实不必太在意。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DG辱华事件，除了愤怒，我们还应思考些什么？

    将于11月21日晚举办的杜嘉班纳（DG）上海“The Great Show”时尚秀，因其设计师涉嫌在ins社交平台发表辱华言论而遭到网友的大幅抵制。与此同时，受邀参与本次大秀的中国明星、模特，先后发表声明拒绝出席。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DG官方迫于压力取消这次时尚秀。其实DG方此前公开的宣传视频由于带有辱华倾向，早已引起网友不满。在同系列广告中，其他国家的广告展现的是各自的特色和美好，而中国展现的却是丑化与尴尬，这样的表现方式令人无法接受。也许对于宣传视频，DG尚可以强行解释为因不了解对象国文化而弄巧成拙，而这次的公开辱华言论，DG方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

    《奢侈品之战》中曾提到：“在从事奢侈品这一社会性活动中，最重要的是保有道德。这既指尊重别人，也指尊重自己。正如我们看到并倡导的那样，奢侈品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人民幸福感，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一点上，DG就失败的彻彻底底。

    有些外国高奢品牌赚着国人的钱，却将中国消费者的信任与尊重当做儿戏，表面上高呼“热爱尊重中国文化”，潜意识里却带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中国的明显傲慢，我看到的不是品牌方的尊重与诚意，而是对中国文化、中国消费者的轻视与鄙夷。明星发表拒绝出席活动的声明，有关组织义正词严的谴责DG方的辱华言论，民众义愤填膺集体表达“零容忍”的立场，这表明人们从上到下都已到达愤怒的极点。然而，当我们在一腔愤怒泻之于口后，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又应该做些什么？

    从巴黎世家到这次的DG，类似的事情不断重演。我们一次次愤怒，媒体一次次沸腾，接着愤怒又一次次被遗忘。让我们难过愤怒的，不应该仅仅是这些偏见歧视而已。

    有些品牌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假意的逢迎和今天的“歧视”不过就是一体两面，无论是假意逢迎还是被歧视，也许中国消费者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被所谓国际高奢尊重。既然如此，为何不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高奢品牌呢？也许拥有了它，我们就有了自信和底气去直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对我们傲慢偏见的眼光，就拥有了核心的品牌竞争力去展现泱泱大国的文化艺术魅力。

    奢侈品本身诞生于精妙的文化上，承载了艺术、享乐精神、梦想与人类的自我奖赏，其中亦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艺术作品的玄妙与精巧。可是为何中国作为文化大国，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却没有像爱马仕、LV这样自己的世界级奢侈品牌？

    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但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将它充分的挖掘出来，也没有自豪地将文化以现代艺术和高奢品的方式呈现给世界。这种做法不是复制过去、重复历史，而是用现代的方式重现本土文化的精妙从而展现出中国的文化自信与魅力。

    只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拥有诞生于我们自己文化根基的奢侈品，它应是高于商业世界的、尊贵的东西，我们应从历史中找寻它的根基。到那时我们致敬的是真正的，根植于我们本土的艺术。那是徽宗的瘦金体，是八大山人的水木清华图，是黄公望，是顾恺之，也是吴道子。那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的延续，那是我们自己对于我们曾有过的美好发自内心的认同。

    我们不愿一次次的被别人误解，那些所谓的高奢品牌甚至不愿意深入了解一下中国文化艺术，就重复这种“长辫子、红衣服”的廉价快餐印象来敷衍中国的消费者。我只希望中国能够一步步加强自我的文化自信，重新建立起与过去的联结，到那时属于中国的高奢品牌必然会出现，那时的年轻人也会真的认同根植于这片土地的奢侈品品牌观念。

（2018年11月21日《新京报》）

北京的“大”与“深”

    以外地人前后居京近二十年，感触最深的，是北京的大。每次出差回来，无论出北京站奔长安街，还是乘车过机场路，都会顿觉呼吸顺畅。“顺畅”本应是空间印象，却由复杂的文化感受作了底子。日本鹤见祐辅有一篇《北京的魅力》，其中说，若是旅行者于“看过雄浑的都市和皇城之后”，去“凝视那生息于此的几百万北京人的生活与感情”，会由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发现“日本人所难以企及的‘大’和‘深’在”。

    外国观光客如何感觉北京姑置不论，来自人口稠密的江南城镇而又略具历史知识的本国旅游者，他们所感到的北京的大，多少应当由元明清三代帝都的那种皇城气象而来。初进北京，你会觉得马路广场无不大，甚至感到过于空阔，大而无当，大得近于浪费。由天安门下穿过故宫，则像是走过了极长的一段历史。于是你又由“大”中感到了“深”。

    久住北京，已习惯于其阔大，所感的大，也渐渐地偏于“内在”。似乎是汪曾祺吧，于香港街头见老人提鸟笼，竟有点神思恍惚，因这种情景像是只宜在北京见到。无论世事有怎样的变幻，护城河边，元大都的土城一带，大小公园里，以至闹市区马路边人行道上，都会有老人提着鸟笼悠悠然而过，并无寂寞之色，倒是常有自得其乐的安详宁静。老派北京人即以这安详宁静的神情风度，与北京的“大”和谐。

    大，即能包容。也因大，无所损益，也就不在细小处计较。北京的大，北京人的大气，多少应缘于此的吧。跻身学界，对于北京城中学界这一角的大，更有会心。北京学界的大，也不只因了能作大题目大文章发大议论，凭借“中心”的优势而着眼处大，人才荟萃而气象阔大，更因其富于包容，较之别处更能接纳后进。哲学家任继愈写北大的大，引蔡元培语“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说“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北大的大，也因北京的大。当年蔡元培先生的治校原则，或许最能代表北京的一种文化精神。

    至于其“深”，天然的是一种内在境界，非具备相应的知识并有体会时的细心，即不能领略。天下的帝都，大致都在形胜之地。龚自珍写京畿一带的形势，说“畿辅千山互长雄，太行一臂怒趋东”；还说“太行一脉走温婉，养养畿西虎气蹲”。见惯了大山巨岭，会以为如北京西山者不便名“山”，但这一带山却给京城气象平添了森严。居住城中，瓦舍明窗，但见“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于薄幕时分，华灯初上，独立苍茫，遥望远山，是不能不有世事沧桑之感的。即使你无意于作悠远之想，走在马路上，时见飞檐雕梁的楼宇、红漆金钉的大门，也会不期然地想到古城所拥有的历史纵深。

    直到此时，你还未走进胡同，看那些个精致的四合院和拥塞不堪的大小杂院。胡同人家是北京文化的保存者。四合院是一种人生境界，有形呈现的人生境界，生动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安分、平和，彼此间的有限依存和有节制的呼应。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英国人表述其对中国式家庭关系层次的印象：“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揉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这种关系结构，推而广之即至街坊、邻里。“四世同堂”是胡同里老辈人的理想，包含其中的“和合”也被用以构造胡同秩序。厚积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中的文化，是理解、描述中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不但故宫、天安门，而且那些幸运地保存下来的每一座普通民居，都是实物历史，是凝结于砖石的历史文化。你在没有走进这些胡同人家之前，关于北京文化的理解，是不便言深的。

    就这样，你漫步于北京街头，在胡同深处谛听了市声，因融和的人情、亲切的人语而有“如归”之感。或许你有时会为古城景观的破坏而慨叹不已，但仍能发现古城犹在的活力。北京是与时俱进的。这古城毕竟不是一个大古董，专为了供外人的鉴赏。即使胡同人家又何尝一味宁静——燕赵毕竟是慷慨悲歌之地！

    旧时的文人偏爱这古城的黄昏，以为北京最宜这样的一种情调。士大夫气十足的现代文人还偏爱北京的冬天，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认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 ， 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这自然多半因了士大夫的“有闲”。今天的人们，或许更乐于享用生气勃勃激情涌动的北京之春。他们也会醉心于金秋十月：北方天地之高旷，空气的净爽，于一声浏亮^①的鸽哨中尤令人感得真切。北京是总让人有所期待的，她也总不负期待，因而你不妨一来再来。写到这里，发现自己早已是一副东道主的口吻。我有时的确将北京视同乡土了。静夜中，倾听着这大城重浊有力的呼吸，我一再地想到明天，破晓后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将给人们带来些什么？

（取材于赵园的同名散文）

【注】①浏亮：明朗清晰。

材料一

    我生在北京，最早的时候家里住在平房区里面，大家可能认为平房就是四合院，其实不是，真正的四合院非常宽敞且错落有致有排布标准的平房建筑，而我小时居住的地方最多叫做大杂院，人口密度大、环境恶劣。那时候北京城没有几栋楼房，大多数老百姓都不敢想象自己能住进楼房。

    后来开始有了简易楼和红砖楼两种楼房，这两种楼房建造速度较快又结实耐用，很受老百姓喜欢，我家十分幸运地分到了一套红砖楼房，记得第一次站在阳台上我发现自己可以看得那么远，兴奋无比。与此同时小区环境也有了质的改变，开始有小花园，花园里种上参天的松树，夏天的晚上许多楼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会围着小花园溜上几圈，唠唠家常。

    再后来北京开始盖商品房了，楼层也越来越高，因为家里人口不断增加，原来的老房子开始不够用了，于是，决定买一套商品房。商品房比原来的红砖楼住的更加舒服更加安全，有地采暖、有物业、有门禁系统、还有保安24小时巡逻。

（摘编自《百家号·从住房看改革开放40年变化》2018年11月28日）

材料二：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3月1日）

材料三：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以及“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是一个完整整体，不可割裂来看待和理解。“房住不炒”提供了思路，住房制度的建设要求指出了发力方向，“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是最终目标。“房住不炒”，除了加强住房需求的管理和调控，包括坚持限购限贷、降杠杆、遏制商品住房过快流通来平抑炒作之风、让房子变得难炒外，更主要是标本兼治，从深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让一部分房子变得不可炒、无炒作价值。可以增加住房供应品种，分流住房需求和投资性需求，针对刚需者提供只能住不能炒的房子。比如2017年北京推出的共有产权房，即可长期居住，但限制转让，只能内部流通，大幅度降低了牟利空间，真正是面向自住型刚需者，是实现“房住不炒”的一个有益探索，已经在社会舆论中产生良好的反响，对于推动我国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结构性改革产生很大的示范作用。在引导共有产权房这类新型品种的住房向“房住不炒”发展的同时，也要探索落实“多主体供给”，可以尝试引入社会组织和机构成为供给主体，政府逐步退出直接供给。政府更多的责任是作为政策提供者、规范制定者和市场管制者的角色，出现在共有产权房等新型住房品种的供应体系中。还要牢记，无论“房住不炒”，还是“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归根到底，都是为“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服务，要以这个目标为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论坛》2018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