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宋之际，乡村自治组织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唐宋推行的科举考试制造了一个拥有特权却居于乡间的士绅阶层。宋代以后，在大举将地方神明纳入国家祀典的同时，随着识字率的激增和文化的相对普及，中央的秩序、教化逐步延伸到基层。吕大钧首创“吕氏乡约”，后由王守仁发扬光大；朱熹等理学家则开始将宗族制度庶民化。迨至明后期，里甲制度崩坏，就由乡约、保甲承担了村落治安职能。清代的里甲、保甲、乡地、宗族、包税人则承担催征赋税的职能，基层自治功能被明清时期勃兴的宗族等各种社会组织分担。

鸦片战争后，在内乱外患的打击下，农村社会的权力组织趋向解体。进入20世纪，清王朝推行新政，传统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被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1909年清政府颁行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列举了乡镇“自治事务”，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事、农工商事务、善举(救贫事业、育婴等)、公共事业、筹集款项等。这既减轻了朝廷负担，又赢得士绅的支持。然而真正重要的国家赋税、行政、司法、警政等核心权力，仍严格把控在朝廷手中，绝对不允许乡镇自治机构插手。晚清时期，士绅通过参与地方自治活动，涉足工商实业、新式教育以及各种文化政治事业，重新设计自我角色，谋求自己的位置。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接受民主思想，开始向资产阶级阵营靠拢。

一一摘编一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等

    材料  宋代科举中朝廷分配给各州郡的录取指标，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东南州军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因此，冒户现象较为严重。开宝五年，宋太祖下诏：“诸道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如从化外至者，先投牒开封府，奏请得旨，方许就试。”据《贡举条例》，仅有户籍还不行，颁实际居住在本贯才合格，“虽有户籍久离本贯者”，则要有命官担保方可。南宋绍兴十一年，新增加了对考官的户籍审查。朝廷命各路转运司在乡试前，先行登记各州长官的户贯情况，禁止本地人充任本地主考官和监考官，以防利用亲属和乡党关系作弊。宋代科举户籍制是科举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保障机制，发挥着维护科举质量和选拔程序的作用。——摘编自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