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了不起的怪老头：辜鸿铭

    ①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②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是一个标准的东西南北人。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③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坟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香了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其前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他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们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就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④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公开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做人的道理，温良敦厚的品德，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个时候，他还称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⑤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须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⑥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他以狂放来保护强烈自尊的方式。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他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后，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⑦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哄堂大笑，他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诗词的意境

    意境是我国抒情文学在创作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审美概念。

    在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曲赋都蕴涵着较美的意境，它是作家的主观情思与富有特征性的客观景物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审美氛围和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意境分为两种类型，即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王国维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又补充道：“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这是王国维的关于作家个性、风格和表现方法上的差异而导致的意与境关系不同的著名论述。他对诗词意境的这种划分，对于我们鉴赏古典诗词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但其不妥之处也非常明显。对于如何划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标准。而主要是看作者的主观情感是如何体现的，如果说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无我之境还好理解的话，那么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无我之境”则未必妥帖。因为“采”菊和“见”南山显然有“我”存在，分明是作者本人。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大凡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在各自进步的审美观照下，按照一定的艺术规律能动地反映生活的产物，是艺术家的情感和心灵的外化。比如“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怎会是以物观物，分明是诗人所观之“物”，也是诗人所“化”之物。他的“人惟于静中得之”说出了“无我”的基本特点，就是诗人在冷静之中回味出来的妙境。这样，诗人的情感不在诗中直接显现出来，因而造成了一种仿佛无我的意象。这样说来，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非“有”与“无”的区别，而是“显”与“隐”的区别。二者都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是“有我之境”仿佛是一种人工妙合，“无我之境”仿佛是一种自然浑成。后者更高一层。前者多用拟人化的手法，直接显现诗人的情怀；后者通过对景物的巧妙点染，使之淡然辉映。看似与己无关的景物的直觉诉诸笔端，实则是作家比较客观地描绘景物渲染点化出特定的氛围和境界，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这是诗中更不容易创造的。

    ①近年来，传统文化借助各种媒介、载体，得到了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涌现出《汉字英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原创文化类节目，形成了一股“传统文化热”的潮流。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兴起，是对文化类节目低俗化、轻浮娱乐化倾向的剥离和反拨，对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唤醒，实现了思想性与观赏性的张力平衡。

    ②然而，传统文化类节目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疲态，其主要表现是对传统文化发掘提升不够，内容雷同老套，形式单一，受众流失严重，收视率下滑。要改变目前文化类节目的疲态，必须持续推进节目内容形式创新，以丰富多样的内容翻新和源源不断的形式出新，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主动赢得现众，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③传统文化是一个厚重、芜杂、多元的体系，包含着林林总总的内容，既有诘屈聱牙的文化知识也有通俗易懂的人文道理；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全面了解传统文化，从中发掘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最能引起观众兴趣、能与现实生活融合的部分，进一步提炼提升蕴合在其中的真善美，作为节目表现的题材和主题。

    ④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稳定性、历史性等特点，而电视传播的特点是大众化、娱乐化，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放松而不是接受教育教化。创新文化类节目，必须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与大众化、娱乐化有机结合起来，既有传统文化的内核，又有娱乐化的载体形式，还要做好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工作。

⑤艺术表达的核心是人，是人性人情，是对人内心世界的艺术观照。《朗读者》《见字如面》两档节目，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朗读和读信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表达，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传统文化类节目要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为内容媒介，将镜头对准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刻讲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诉求，点燃观众的观赏欲求，表达媒体及社会的人文关怀。

⑥文化类节目要有故事，接地气，让观众融入进来。《朗读者》讲述了濮存昕、柳传志、许渊冲等名人的日常故事。《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是从全国遴选出的100多名诗词爱好者，有青年学生，有乡村教师，有农民，有石油工人，有基层医生，有快递员，这些选手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古典诗词相遇结缘的故事。通过这些选手和故事，将古典诗词挪移到当下现实，也使观众产生了代入感。

（摘编自王伟伟《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新表达》）

    近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激活拒绝令一事，让自主创新的议题备受关注。不少人提到的“缺芯少魂”一词，也让自主研发计算机操作系统的问题，进入公众视野。

    如果说芯片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世界的硬件“神经中枢”，操作系统则是让计算机硬件具备“灵魂”的基础。作为最基础、最底层的计算机软件，操作系统十分重要，有了操作系统，冰冷的机器才有“生命”，人们才有机会赋予其更多功能。长期倡导自主开发操作系统的倪光南院士做过比喻，操作系统就好像地基，应用程序就好像地基上的房子。谁掌控了操作系统，谁就掌握了小到一台电脑、大到一个网络的“开关键”，甚至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去掌控所有的用户信息和操作行为。因此，操作系统事关信息技术竞争力，更关乎国家信息安全。

    研发出一款国产操作系统，像微软 Windows系统一样供广大用户使用；是我国科技人员的夙愿。经过刻苦攻关，我们取得了包括银河麒麟、普华操作系统等在内的一部分成果。不过，研发一款通用的操作系统并广泛应用，难度超乎想象。以 Windows系统为例，有人甚至用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来形容其研发工程之庞大。而且， Windows还经历了多个版本的更新，每一次升级也耗费了不少成本。

    然而，一款操作系统的成功，蕴藏着巨大价值。它能构建起一个包括硬件开发者、应用软件开发者和用户在内的上下游生态链条和产业空间，围绕操作系统形成“生态圈”。同时，这也为后来者构筑了壁垒：即使研发出新的操作系统，也很难再去改变既有格局。正如有人说的，除非出现颠覆性的机会，否则很难改变这种现状。

    奋力自主创新、实现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才能真正维护网络安全，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当年王选院士立足创新前沿，自主攻克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不仅改造了传统铅字印刷行业，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电子出版产业。回溯改革开放40年，正因唱响了自主创新的主旋律，我们才创造出网络大国、科技大国的气象，也才拥有了向网络强国、科技强国进发的底气。今天，我们亟须开启新一轮全球视野下的自主创新浪潮，让芯片、操作系统以及高端制造装备等关键领域不再有“卡脖子”的隐忧。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领导人强调，“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筑牢自主创新的理念和信念，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我们的科技强国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摘编自余建斌《开启全球视野下的创新浪潮》，《人民日报》2018年4月25日）

    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理念，对于解决自我他者关系、思考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提供了适切方案，也为世界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其中有两个重要思想，即“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

    “孔子改善”的观点，是基于孔子在解释“仁”的概念时所说的“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提炼出来的。它包含了几层意思。首先，儒家承认个体的自我利益。“达己达人”的思想是以承认个体利益为前提的，这才有“己欲立”的说法。其次，自我利益的改善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也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不存在孤立意义上的自我利益，只有关系语境中的自我利益。其三，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的实现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相关的他者利益得到实现，自我利益才可能得到实现。

    如果说“孔子改善”的目的是解决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对于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言，还有一个自我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承认自我利益的合理性，不等于否认群体利益的合理性。“孟子最优”，正是实现群体中自我利益的一种积极方式。“孟子最优”的观点认为，个体和群体是共存共生的，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也是共存共生共同促进的，就像一滴海水和一顷大海，无孰先孰后之分。西方自启蒙以来的核心理念是个体本体优先，或者说个体先于群体；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是群体文化，群体先于个体。而“孟子最优”的观点认为，只有在足够合作、成员关系足够和谐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个人的自我利益才会得到最佳的实现。

    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整体提升，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等等各种问题，所形成的对人类的重大威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这实际上构成了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应对威胁、不断进化的共同需求。“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正是为此提供了基本的思维路径和行为模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当今世界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以在中华文化精髓思想中得到启发。“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要使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得到积极的传播，就需要以人类视野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凝炼，进而在全球语境中与时俱进地诠释中华文化的经典理念。要与西方和世界各地在思想和知识层面展开对话，以世界和国际社会理解的话语传播中华文化。毋庸讳言，近现代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使其具有更强的话语权，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好的思想是不可阻挡的，也会受到普遍的欢迎。

（摘编自秦亚青《中华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

材料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必然要求。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 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习近平主席强调，各国人 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 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只有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为基础， 才能真正建设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期盼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然要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它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包容性和普适性，与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有本质区别。长期以来，西方国家 把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美化成“普世价值”，以此 粉饰他们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等幌子干涉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行为。 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宣扬的是西方信奉的宗教、文化及政治制度，具有很强的扩张性、排 他性和利己性，已经沦为西方对外谋求强权利益的口号与工具。谋求把西方价值观强加给广 大发展中国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核心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 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单赢，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正确方

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 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日益广泛而深刻 的国际影响，已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但必须看到，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绝不会一帆风顺。世界上一切进步的力量应当携起手来，团结合作，致 力于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徐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要求历史必然》)

材料二：

自古以来和平就是全人类最持久的夙愿。《周易》早就提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从而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崇尚和平的主基调。此后《管子》指出“夫兵事者危物也”，反对不义之战；孟子主张“交邻国有道”，呼吁和平共处；墨子认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 倡导“兼爱”“非攻”；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中西和平交流的陆上丝绸之路；唐高祖李 渊认为与邻国交往应“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道”；明太祖朱元璋表示对所有国家都应“一视同仁”；中国近代以来的苦难历程更是激起了中华民族对和平的强烈渴望与现实诉求。五千年华夏文明史已经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续武无法带来美好 世界，有和平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未来。因此，中华民族抬终将和平作为根本价值理念。 相较于西方近代以来推行的殖民掠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华民族历来反对“以力服人”，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对当今解决国际争端、构建和平世界具有重大 启发意义。在当今全球热点与地区争端问题上，中国始终积极劝和、促和、维和，公开倡导 利益各方应以和平、公正、文明的手段解决争端，向世界人民展现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自古就视家为国乃至天下的基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历来信奉 “兄弟敦和睦，朋友笃诚信”“内外和睦，家道已成”“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 形成了以和为核心的中华传统家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促进家庭和睦，发扬光大中华 传统家庭美德，是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有效途径。而中华民族的处世智慧远不止 于一家一国，由家庭和噎拓展至社会乃至不同邦族之间的和睦。相较于古代的“天下”.当 前人类面临着更多更为复杂且充满风险与挑战的全球性问题，唯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 能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全人类才能实现共担全球发展风险、共享全球发展成果，实现真正的“大同社会”。

和谐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和根本析神。“天人合一”作为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观念， 作为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哲学范式，要求我们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把握建立 在对生态平衡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之和谐而非技术性、工具性的关系，从而建 立起“完整的人”的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因此，“天人合一”思想中 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是人类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基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永恒使命所内含的一种必然要求。而“治人事者莫若穑”，生存本位促使人类在对自然 进行直观体验与把握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效法自然的思想，和谐理念亦从自然过渡至人事中。因此，中华民族在身心修养上提倡“德莫大于和”“中和常在乎其身”，在人际交往上 推崇“与人和者，谓之人乐”，在国家治理上主张“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谐 理念贯穿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始终。而和谐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突出体现了对“人”的 发现和反思，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谐的 美好愿景下，遵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在涉及人类生存发展重大问题时求同存异，协调自 我与他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因利益分配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正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以和平、和睦、和谐为内核的“和”理念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其为世界各国共创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绘制了蓝图，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摘编自刁生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