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儒家思想要生生不息，就必须不断实现自我更新，积极接受和吸收外部的文化因素，才能适应阶级和时代发展的需求，获得常新的生命。

——摘编自陈炎《从儒学的历史演变看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

材料二：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理学成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其结果是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个学术性理由。虽然这一理由从根本上有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压制外界所有独创性和新观念、显得荒谬可笑的因循守旧。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中国古代的农学很发达，仅农书即达三百余种，因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农业的繁荣和实现孔孟学说所憧憬的“德治”、“仁政”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中，最为官方重视的便是天文学。由于中国文化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自然界的天体便有了伦理的属性，天文学也就成了佐证“天人合一”的自然知识与纲常伦理相契合的学科……儒家坚持“经世致用“济世拯民”的道德理想，所以古代的科技活动也就毫无例外的带有超强的工具性，并成为农业社会经济繁荣的原因。由于儒家哲学偏重于“修身养性”，注重精神内涵，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客观上也限制了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郭洪纪《儒学哲学与中国古代科技》

材料一：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夏、商、周）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材料一  孟子提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

——摘编自林晓平《论孟子对历史治乱盛衰的总结》

材料二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宋孝宗继位，诏求直言。朱熹上疏提出了他的“帝王之学”的两条基本原则：“先格物致知”，“自然意诚心正”，这样就可以应对天下的一切事务。扩充了天理，克服了人欲，就会“圣心洞然，中外融彻”，也就是心正意诚。据《宋史》记载，此后不久，有人在路上碰到朱熹，劝他见皇帝不可再讲“意诚心正”，“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回答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摘编自李申《简明儒学史》

材料三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