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市长家的草莓

    “知道不？这次人代会上，老葛转正了！”方凯来电话，话里话外都透着开心，仿佛A市新提拔的市长不是葛亚楼，而是他方凯。

    “真的？那咱可得借机‘宰’他一回。”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在人脉为王的今天，有个有实权的官同学，后面的省略号就太多了。

    不过，我心里也有点儿酸酸的。作为大学里上下铺的兄弟，我们三个当年一个起跑线，只不过毕业时拼爹，我和方凯因此留城，葛亚楼被完璧归赵。当时听说他进了最基层的镇政府，干了最基层的秘书工作，没想到十年打拼，人家浮上来了，我们却依旧原地踏步。

    领导的电话，一个字，忙！多次占线，终于打进去时，葛亚楼语气中透着一份惊喜：“尖子？老K？有日子不见了。什么？请客？好说，好说！嗳，下什么饭店！家里去，你嫂子这两年厨艺见长，来尝尝她的糖醋鲤鱼。”

    葛亚楼还像当年一样，亲亲的。方凯大大咧咧地称他“老葛”，我则恭恭敬敬地称他“葛市长”。

    “什么长不长的，还是叫我‘楼子’吧！”葛亚楼重新翻出了那个打着时光烙印的雅号。我和方凯“哈哈哈”地笑起来。

    周末，我们去了一个很普通的小区，葛亚楼住在那里。我们把车停好，正要上楼时，一个人骑着一辆旧“飞鸽”叮儿当地过来。咦，那不是我们的大市长吗？他把车锁好，从车筐里掏出一瓶干红葡萄酒，冲着我笑：“尖子不喝白酒，我差点儿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他真是细心！我的心一暖，贴身衣兜里装的东西就有点儿硌得慌。那是一枚价格不菲的祖母绿戒指，准备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

    “老葛，这些琐事，还用你亲力亲为？还有啊，现成的‘红旗’不用，骑这辆破‘飞鸽’。知道的，你艰苦朴素惯了；不知道的，人家不说你作秀吗？”方凯竹筒倒豆子，还是当年那个直筒子脾气。

    葛亚楼挠挠头：“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那么多。这车子还是我妈留下的，一直不舍得扔，偶尔搬出来骑骑，活动活动筋骨，挺好的！”

    进了门，我环顾四周，这套两居室实在简朴至极。葛亚楼看出了我眼里的困惑：“嘿嘿，这房子是小了点儿，不过，住着温馨。市政家属院那边给配了一套，我没要。我和你嫂子舍不得周围这些老邻居，人是群居动物，日久生情啊！”

    市长夫人，是一个贤淑女人，从事幼教工作，在一所幼儿园，陪着那些花儿、朵儿一起成长。她把自己的拿手菜端上桌，笑着说：“今天一定要多喝几杯，老葛在我耳边没少念叨你弟兄两个。”

    家里的便宴跟饭店就是不一样。阻隔在我们之间的一些鸿沟顿时灰飞烟灭，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那些青葱岁月，大声地笑着，大口地吃着，大杯地喝着。在这种情景下，我若掏出那枚祖母绿，岂不是太煞风景？

    酒足饭饱，我手插衣兜里，刚要行动，葛亚楼左扯一个，右拽一个，把我们拖到阳台上：“来，来，跟我来，看看我种的草莓！”

    那个不大的阳台上，摆满了黄泥花盆，里面的草莓郁郁葱葱，挂满了果实，红艳艳的。

    市长夫人手脚麻利地摘了一盘草莓，放在茶几上：“两位兄弟，快来吃，咱自家种的，绿色、环保、无污染。”

    “不养花草，种草莓！你这市长，雅兴不小！”方凯讥讽地拍着老葛的肩。

    “别小看这小小的草莓！是它一步步激励着我走到今天。”葛亚楼凝视着手中的一颗草莓，给我们讲了一段往事。

    “二十年前，一场瘟疫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带着我和小妹搬到了小城。她租了一间破旧的阁楼，用拾荒的钱，供我们兄妹上学。邻居的孩子吃草莓，不懂事的妹妹也吵着要。那时的草莓要20块钱一斤，对于一个贫寒的家庭来说，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妹妹大哭了一场，睡着了，母亲也下了楼。母亲再回来时，一头长长的秀发不见了，头发短得如同男人的板寸。她的手里多了两个花盆，两颗草莓苗。她说：‘记着，自己种的草莓最香甜。’那年初夏，那两株草莓开花、结果，我和妹妹吃到了这世上最好吃的水果，同时也将母亲的话铭记在心。”葛亚楼说。

    面对一个喜欢吃自己种的草莓的人，我知道，那枚祖母绿掏出来也是白掏。告别时，葛亚楼握着我和方凯的手说：“谢谢你们把我当兄弟！”他永远不会知道，那天，他眼神里的那份真诚，是怎样让两个老同学落荒而逃的。

    几年后，班里搞了一次同学聚会。说起副省长葛亚楼，很多同学跟我们一样，吃过葛家的糖醋鲤鱼，尝过葛家的阳台草莓，还听过那段与草莓有关的往事。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药砚

练建安

    阳光朗照，河头城浮动飘忽的浓雾渐渐消散。

    石钵头赤裸脊背，噔噔踏入石坝码头肉铺摊点，立定，双肩一耸，大块猪肉扇啪嗒一声脆响，平摊在了肉案上。两个伙计手忙脚乱，将猪肉扇挂上一根铜皮红木大秤。一个掌挂钩，一个挪秤砣报数：“二百……三十一斤半。”石钵头斜了他们一眼，操起两把剔骨尖刀，咔咔磨擦，笑骂：“黄疸后生！”

    墟镇巷道，湿漉漉的，水气淋漓。此时悠悠然走来一位身穿灰布长衫、手摇折扇的精瘦老人。他迈着方步在猪肉摊边踱了三二个来回，瞧瞧，点点头，似笑非笑。

    石钵头认得此人，是个老童生。传说是满腹诗书，考到胡子花白，连一个秀才也没捞着。长衫洗得发白，几块补丁格外刺眼，看着老穷酸装模作样赛百万的架势，石钵头扭头噗地吐出了一口浓痰。华昌驻足停步，收起折扇，倒转扇柄指点，问：“前蹄，几多钱啊？”石钵头利刀游走剔骨，沙沙响。“老弟，几多钱？”华昌再问。石钵头说：“现钱，不赊账。”华昌说：“你这后生哥啊，好没道理，咋就说俺要赊账呢？”

    石钵头说：“搞笑嘴！”华昌在衣兜里摸索良久，拍出了一把制钱。石钵头将制钱收拢、叠好，放在案板前沿，说：“钱你拿走，莫挡俺做生意。”华昌说：“无怨无仇，做嘛介不卖？”石钵头斫下猪蹄，说：“看好了，可是这副？”华昌点头。石钵头抓起猪蹄，猛地往后抛入汀江，说：“俺要敬孝龙王爷。不行么？”华昌拣起制钱，一声不吭地走了。身后传来阵阵哄笑声。

    半个月后，华昌带着几个破蒙童子江岸踏青，歇息于城东风雨亭。彼时，石钵头正惬意地嚼吃着亭间售卖的糠酥花生。一扬手，花生壳撒落遍地。石钵头说：“咦，巧了，今天倒有八副猪蹄，老先生有现钱么？”华昌面无表情，牵着童子匆匆离去。走不远，就听到石钵头的两个伙计阴阳怪气地高唱一首当地歌谣：“先生教俺一本书，俺教先生打野猪。野猪逐过河，逐去先生背驼驼……”后来，他们还遇过几次。石钵头迎面昂首阔步，华昌就背向闪在路边。有一次，看到石钵头从远处走来，华昌竟绕上田塍，避开了他。

    华昌是邻县武邑山子背人。山子背距河头城七八铺远。他那蒙馆设在张家大宗祠里。

    夜晚，细雨，倒春寒风吹动西厢房窗棂。昏黄油灯下，华昌翻阅旧日诗稿。当他读到“学书学剑两不成”时，不由得悲从中来。

    嗒，嗒嗒。有轻微的叩门声。没错，是叩门声。开门，竟是多年未见的老友李半仙。奇香扑鼻。李半仙拎着一副卤猪蹄，笑眯眯地看着他。

    转眼到了仲夏。这个午日，童子早散学了。华昌困倦欲睡。宗祠内，闯入了一个莽汉。定睛一看，却是石钵头。

    石钵头拎着一副肥硕猪蹄，恭恭敬敬地放在书案上。华昌轻摇折扇，说：“得非有辱斯文乎？”石钵头懵懵懂懂。华昌合上折扇，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石钵头愕然。华昌站起，迈方步，七八个来回，用了大白话：“有嘛介求俺？直说吧。”石钵头苦着脸，说：“俺老娘瘫了。李半仙的药方，求您老给半块端砚，做药引子。”华昌坐下，说：“奇了怪了，这端砚何处无有？为何要俺给你？”石钵头说：“李半仙说了，定要半块阿婆坑的端砚，甲子年中秋日戌时月圆蓄墨的。百砚斋掌柜的说，那时日，方圆几百里，只有您老先生买了一块。”“哦。”华昌说，“桌上有。识字么？”石钵头苦笑：“开过蒙，又被先生赶回家啦……略识几个字。”华昌微闭双眼，说：“自家看，可要看清喽。”

    石钵头抓过端砚。长九寸，宽五寸，厚二寸一分，份量颇重。抬起，勾头看去，砚底刻字：“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甲子年中秋日戌时练华昌购置于河头城百砚斋。”石钵头认得时日数字，说：“就是这块，就是这块！”说着，掏出一锭约摸五两重的银子。华昌正色道：“做嘛介？百善孝为先。拿开，俺不收钱。”

    石钵头嗫嚅不知所措了。华昌自言自语：“李半仙？这个李半仙搞嘛介名堂？”石钵头急了：“老先生，俺……俺……”华昌举手截止，说：“后生哥，半块，何谓半块？就不能有丝毫差错，分得来么？”石钵头额上冒出冷汗，说：“刀斧斫开？”华昌笑了：“何须如此麻烦。”

    华昌接过端砚，手执两端，正对天井。天井里阳光热辣，后龙山高树有蝉声传来，高一声，低一声。华昌十指紧扣，双腕抖动。端砚分成两半，齐整如刀切。

    （原载《天池》2016年第6期）

金络渡

聂鑫森

    这条奔淌在湘省东部大山中的河，叫野马河。嵌在野马河中段的小渡口，叫金络渡。摆渡人，叫钟水生。

    钟水生五十好几了，身板宽厚、挺直。他怎么也想不到，高中毕业后当了四年海军，转业时本可以在城里安排工作，却回老家来摆渡，一口气当了三十年的“河军”！

    这块地方偏僻，还穷，又最冷清，不可能花大钱去架一座钢筋水泥桥，但河两岸总有人要来来往往，于是就有了摆渡人。摆渡人是由镇政府聘请的合同工。三十年前，钟水生每月工资七十元，眼下也就每月一千元。但每年全镇评“五好家庭”，钟水生的家总是上红榜。他的爹娘、老婆和孩子，都把农活、家务活包揽了，让他一门心思当好摆渡人。每早出门，爹总是嘱咐他：“当好摆渡人，代我们全家去感恩。”他听了都会落泪，连连点头。

    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

    野马河上的雾气渐薄渐淡，太阳逐渐露出热情的笑脸。渡口，这时候静了下来。钟水生看了看手表，上午十点钟。他用拖把开始擦洗船头上、船舷上、船舱里的泥巴脚印。野马河河滩一年四季潮乎乎的，人们都得走过这段河滩路，才能上船。从早上六点钟到现在，渡船穿梭来往，船上留下了许多泥巴脚印，但上年纪老人和学生伢的脚印都不会沾上泥巴，因为是他一个一个背上船的。

    钟水生除了寒冬穿套鞋外，其余季节都打赤脚。人们上船后，他洗干净脚上的泥巴，在船尾操起双桨，高喊一声：“坐稳了哟——开船了！”渡船便离开渡口，稳稳地驶向对岸。

    这一幕旷日持久，又平常真切。

    老人说：“水生呀，我的儿孙都没你这样耐得烦。”

    小学生说：“穿再漂亮的鞋子，也不会弄脏，谢谢钟爷爷。”

    钟水生灿烂地笑了，说：“应该的。我小时候上学和回家，都是由摆渡人背来背去的，我是比着他的样子学哩。”

    有人问：“那个摆渡人是谁呀？”

    “我叫他宫大爷。”

    “你已五十出头，宫大爷该过九十了？”

    “他老人家不在了。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野马河发大水。他为救一个坐船不慎落水的妇女，卷进了一个大旋涡里……那个被救起的人，就是我娘。那一年我正在当兵。”

    钟水生把渡船弄得干干净净。阳光下，他又想起了他高中毕业后去参军，转业的时候，爹对他说：“你回老家来吧，当摆渡人。人家嫌这工作不赚钱，又苦又累，镇政府着急找不到合适的人。为了死去的宫大爷，为了过河的父老乡亲，你必须做这件事！”

    钟水生说：“我愿意。”

    钟水生知道，他也会有划不动船的那一天，好在他有两个儿子，都在本乡本土做泥工、木工，都很乐意做摆渡人。想到这里，钟水生不由得仰天打了个哈哈。

    河岸上忽然有人喊：“摆渡的，我要过河！”

    钟水生抬眼一望，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手提一个大公文包，西装西裤一色白，黑衬衣上系一根红领带，一双黑皮鞋贼亮贼亮。他站在河滩那一端，头昂得高高的。

    “要过河？走过来上船！”

    “我是去镇政府谈投资的，这烂泥巴路怎么走？麻烦你背我过去，我付钱就是。”

    钟水生说：“你既是来这里投资的，虽不是老人、小孩，我破例背你一次。”

    钟水生赤脚下船，走过河滩，蹲下来，背起中年人。离船还有四五米远时，中年人嘀咕了一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话音未落，钟水生双手一松，腰一挺，把中年人丢在烂泥里，火爆爆地说：“背人上船，我从不收钱。你有钱，去找鬼推磨吧。”

    中年人跌得一身是泥，气得大喊大叫。

    这时候，河对岸有人招手、喊话，有人要过河到南岸来。

    钟水生抄起浆，让空空的船飞快地过河去了。

    一河波浪，在阳光下，闪着金子般的光泽。

北京，南京

侯发山

    老歪这两天特兴奋，以至于晚上都睡不着，烙油馍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

    是啊，这事换到谁身上都淡定不了。两个孩子都在电话里说，说他一辈子没出过门，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让他到城里逛一逛，想住了就住下来。老歪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时去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两个孩子像是商量好似的，说这几天就把车票给快递过来，让他做好准备。

    村里人说，老歪该享清福了。可不是吗，老歪的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了，都出息了，他还不该享福吗？

    老伴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儿子六岁，女儿三岁。当时，亲戚朋友都劝老歪再找一个，说孩子没妈不行。老歪那时还是小歪，挺倔的，说啥也不找。他说，有了后妈，不一定是孩子的福气。就这样，他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学业完成后都留在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地方，儿子在北京，女儿在南京。

    两个孩子还算孝顺，没少给他打钱，没少给他寄东西，电话里也没少说话。他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邀请老歪到城里去，尽管老歪也特想去，却一直没有成行，他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现在不一样了，都有房子了，都成家了，该去看看他们。这次邀请他进城，也就是在前几天的电话里说的。

    就这样，老歪睡不着了。

    北京？还是南京？这几天，村里人见了老歪，都会这样问他。

    老歪呢，咧着嘴嘿嘿直乐。说实话，他也没决定好到底是上北京还是下南京。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说寄车票都寄车票，说不寄都不寄。

    儿子在北京上班，儿子是去年结的婚，媳妇是日本闺女。他们举行的是集体婚礼，单位操办的。就没有去。老歪没见过媳妇的面，不能说没见过——儿子给老歪买了个智能手机，在手机里见过，还给他拜过年呢，叽里咕噜的，像是鸟语。老歪想等到孙子出生后再过去，儿子似乎知道老歪的心思，在上次的电话里却轻松地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了！这还了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去好好数落数落儿子。

    这边牵挂着儿子，那边女儿也连着心。女儿在南京上的大学，女婿是她大学期间就认识的。今年五一结的婚，女婿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哼，老板有啥了不起，收破烂的也叫老板，女儿是旅游结的婚。老歪见过相片，女婿是个秃顶，似乎比老歪小不了多少，女儿说他是二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女儿一直没把女婿领回来过。女儿说，这个老板带来两个孩子，她自己不打算再要了。啧啧，女儿真傻，没有一个亲生的会中？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儿子指靠不了，还得依靠女儿呢。女儿过不好，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南京？去北京，女儿不高兴，去南京，儿子不高兴。有了，谁的票到的早去谁那里！主意一定，老歪才想起收拾自己，去镇里洗了澡，破天荒请人搓了搓背，理了理发，刮了刮脸，还拿出新衣服让邻居家的媳妇给熨烫了一下。

    过了一天，老歪收到了一个快递员送来的两个快递——两张卧铺车票，一张去南京的，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上的车次居然是同一天时间！

    快递员的到来早已把左邻右舍吸引过来了，他们相互传递着火车票，眼里写满了羡慕，还一边取笑老歪：你不会分身术，看你这次去哪里！

    当天晚上，老歪捧着妻子的相片喃喃自语：我实指望到时带上你去城里逛一逛，现在不可能了。我决定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说罢，老歪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去南京的车票是儿子寄来的。去北京的车票是女儿寄来的。

法医李炎

刘立勤

    李炎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不知是怎么的，却当了公安局的法医。

    法医的收入怎么能和医生比呢？待遇更是不能比。人们见了医生都是热情握手，见了法医呢，大多数人都会把手插在裤兜里，或者背在身后避免握手，实在是碍于情面和法医握了一次手，他们也会立马赶回家中，一遍一遍地洗手。李炎不在乎这个，你伸手我就握，你不伸手我也懒得搭理你。但李炎的妻子在乎，一遍遍劝李炎改行当医生，还撺掇几家医院上门邀请李炎加盟。李炎犟，他决定的事情十头牛都拽不回来。妻子也不是善茬儿，一天天闹。闹得李炎急了，说：“再闹我们就离婚。”妻子知道李炎的脾性，翻翻白眼终于歇了口。

    李炎做事精心细致，一是一，二是二，很少有人对他的鉴定结果表示怀疑。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信服他，也曾经有人对他表示过怀疑，还请来北京医科大学的几位博导复查他的勘验结果——结果证明李炎是正确的，博导对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度的敬业精神赞不绝口。李炎笑笑，说：“我不敬业都不行啊，我的鉴定结果真的是太重要了。”

    他的鉴定结果真的很重要。因此，找李炎的人很多，他们拿了很重的礼品，希望李炎笔下留情，要么多写两个字，要么少写两个字，希望法律的天平能够多多关爱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友。

    李炎是一根筋，多一个标点儿他也不写。

    妻子朋友的孩子和人打架，朋友家的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派出所验伤结果是没有构成伤害，妻子找到他，意欲让他重新鉴定，弄个轻伤，教训教训对方的孩子，或者让对方赔付一笔钱。妻子还说那孩子前不久鼻梁骨折过，定他个鼻梁轻度骨折，神不知鬼不觉。但他硬是不干，妻子半年都不理他。

    还有一次，外地一个大老板来考察投资项目，醉酒后和一个本地小混混儿发生冲突，小混混儿打了那老板两拳头。这还了得？老板计划投资五个亿不说，他还是县里领导的哥们儿，领导一个电话让公安局抓人。凭什么？得靠李炎的鉴定结果。而李炎的鉴定结果证明，那两拳头没有构成伤害。局长不高兴了，让李炎写成伤害。任局长怎么说，李炎就是不答应。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李炎说：组织的决定也不能违犯法律。”

    局长知道李炎的脾气，放下身段说：“你就办了吧。你不为我想，也得为县上想想吧。五个亿能安排多少人就业，能增加多少税收？况且要抓的人是一个小混混儿。”

    李炎说：“他虽是个小混混儿，可他没有犯罪呀。法律没有说不保护小混混儿呀。”局长气得干瞪眼。最后，县里的领导都出面说话了，李炎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局长愣是没有抓人的证据。

    为这事，大老板放弃了投资，县里的领导气得吐血，好多人都大骂李炎是死脑筋。骂归骂，谁也奈何不了他，而且还暗暗敬佩他。自然，再有什么不合法的事，也就不找他了。倒是有一些无权无势的人会给他送錦旗或者礼品感谢他，感谢他为他们伸张了正义。李炎呢，说法律不分贵贱贫富强势弱势，法律只讲公正。那些錦旗、礼品他一概不收。

    当然，他也不是一次人情没做，他还真是违心地做了一次。

    那是一个土豪的儿子，打伤了一个清洁工。验伤的结果构成了轻伤，土豪的儿子要负刑事责任。问题是土豪的儿子面临高考，进了监牢可能一辈子就完了。土豪就出了一大笔钱给了清洁工，不仅可以彻底改变清洁工一家的生活，还可以供他两个儿子上完大学。方方面面都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希望他改变鉴定结果。

    他思考了很久很久，妥协了。他也希望这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谁想到这事平息了，却壮大了土豪儿子的胆子，认为一切都是钱可以买通的，经常打架斗殴祸害乡里。最后呢，土豪的儿子触犯刑律被判了死刑。

    土豪的儿子死了，李炎陷入永远的忏悔中。他想，有些事真的不能妥协，如果不妥协，那土豪的儿子也许还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炮台山遗骨

陈力娇

    水路被苏联红军接管，旱路有地方武装把持，只有沿张广财岭一路西逃。山高林密，气温骤降，饥寒交加，开拓团民死伤无数。到了十一月，他们身上还穿着单衣，实在顶不住寒风的袭扰，才从炮台山上走出来，住进了吉兴村难民营。

    这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一万多名开拓团民，已经死伤过半。

    当地的民主政府号召老百姓，去救救他们吧，不然这些日本人都得死在这。中国的老百姓心是善的，他们虽在心里恨着他们，恨他们抢了他们的土地，占了他们的房屋，饿死了他们的孩子，但一看到他们落魄成这样，就一切的恨都不是恨了，钟老头走在难民营的街道上，满大街都是奄奄一息的开拓团民。仅有的两百间房子都住满了，马房也住满了，院子也住满了，人群一直沿乡路伸出两里远。

    钟老头想，尽可能地领养一个吧。但却不知领养哪一个。

    到处都是躺在地上的妇女和孩子。有一个女人见他走过来，吃力地抬起头，她已经站不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和钟老头说：“①国的回不去了，日本不要我们了，病的多多，救孩子一条命吧。”说完泪流满面。

    钟老头停下脚步看她的孩子，大的六七岁，小的三四岁。大的还有活气，坐在母亲身旁冻得哆嗦成一团；小的则快死了，气息微弱，眼看着就睡过去了。十一月寒冷的天气，土地结着冰，孩子尿出的尿，已把他的衣角粘牢在地上。

    女人的眼泪催促着他，抱走哪一个呢？哪一个都会给他的生活增加不可想象的负担。但是他们马上就要死了，眼看着他们死掉吗？钟老头脱下自己的棉大衣，铺在地上，把小的抱起来放在上面，想抱起就走，却看到大的也在眼巴巴地看着他。狠狠心，把大的也放在大衣上。

    地上的女人露出了苦楚的笑，笑过后闭上了眼睛。

    钟老头把两个孩子抱回家，钟老太把他们洗干净，一边放在热炕头的被子里暖着，一边喂他们吃小米粥。一碗粥下肚，两个孩子活了过来，他们没有哭闹，温暖让他们忘记了妈妈。钟老太熬了一个通宵，用自己的衣服给他们一人改做一件小衣服。

    人是救了，日子却难熬了。

    每天钟老头天不亮就起床，用他那匹瘦马为别人家拉东西，挣得少量的工钱，买回少许的米，勉强够两个孩子糊口。他和老伴则吃秋日里留下来的冻白菜和山蘑菇，或上山找积雪下面的野果和橡子。

    转年春天来了，积雪融化了，万物开始复苏，一家人总算有了盼头。大孩子已经恢复元气，能满地跑，帮着钟老太做饭填柴了；小的也能满炕爬，趴在窗台上等钟老头给他带吃的了。他们都叫钟老头爹，叫钟老太娘，甜甜的声音，哄得老头老太乐得合不上嘴。

    这天，钟老太答应给他们做粘米饼，大的就到院子里为钟老太抱柴。他站在柴草垛前好半天都不动地方。钟老太出来接他，见他发愣，就问：“想啥呢？”他吸了吸鼻子，指指吉兴村的方向。钟老太问“那里有什么？”孩子说：“味儿。”又吸了吸鼻子。

    孩子一闻到这味就指指吉兴村，可是吉兴村有什么呢？什么会散发这种味道呢？

    钟老头这天回家，对钟老太说：“你把我最破的衣服找出来，我要去抬尸体了。”钟老太吃了一惊，钟老头接着说：“吉兴村开拓团民的死尸都烂了，雪一化，他们都从积雪里钻出来，一拎不是掉胳膊就是掉腿，再不抬就成泥了。”

    钟老太问：“往哪抬呀？”

    钟老头回答：“往炮台山抬。”

    钟老太说：“那你可得想办法带一点白酒，浑身上下喷一喷，别着了魂。”

    钟老头说：“哪有那么多酒呀，三天三夜都运不完啊。吉兴村的菜窖里、壕沟里、大树下，到处都是死尸，人摞人，都成垛了。”

    钟老太叹了口气，说：“②这些日本人，蛮横时比谁都蛮横，没想到死得这么惨，他们的国家也真的，自己人都不当回事，难怪那么欺压中国的老百姓。”

    钟老头去抬尸了，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去，晚上天黑透了才回来。

    但是第五天钟老头中午就回来了，回来后悄声地对钟老太说：“怎么办？我看到孩子他妈了，她也在死人堆里，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你说，也烧吗？”

    钟老太说：“怎么能烧呢？入土才为安啊。”

    钟老头说：“不烧埋不起呀，再说胳膊腿都不知谁是谁的了。”

    钟老太问：“孩子他妈也是吗？”钟老头摇摇头。

    钟老太说：“那你把她藏在背旮旯里，晚上我们俩去把她埋了。”

    他们说这话时，两个孩子趴在窗台上，望着他们俩双双在哭。

    钟老头说：“快，快去哄哄，他们听懂了。”

    钟老太回屋了，钟老头重返炮台山。森林在呜咽……

（有删节）

【注】1945年8月15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然而移居中国东北数以十万计、已无男丁、仅剩下老弱不堪的妇女儿童的日本开拓团民被日本政府抛弃，开始了艰难的逃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