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玉米、番薯、马铃薯这几种美洲作物均适应性较强，耐旱耐瘠，使过去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砂砾瘠土、高岗山坡、深山老林等地成为宜种土地。16世纪以来，广大居民“即芟尽草根，兴种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南坝山地，高处，低坡，皆种苞谷，为酿酒、饲猪之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突出的人地矛盾以及庶民百姓的吃饭难问题都是困扰历代统治者的死结。明中叶以后涌入中国并很快普及开来的粮食作物无疑起到了缓解这一死结的作用。因有耐瘠的美洲作物传入，人口才能向土地贫瘠的地区流动，才能开山垦荒活命。但流民的这种垦荒种植是开山砍伐，粗放式经营的。

——摘编自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晚期）洋布、洋纱、洋花边、洋林、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不为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治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器，故工致而价廉，且亦成功；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贵，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三：作为传统产棉区的太湖流域东部，到1919年，仅常熟、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奉贤、川沙、崇明八县的棉田面积。合计就达367万亩。原本棉花产量有限的浙东沿海地区，也是“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收，为出口一大宗。”

——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纽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12世纪西欧具备了自治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外，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这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许多已形成的城市通过举行起义、成立公社、谈判妥协，开始实行城市自治。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折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材料一

雍正帝接受了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废土司为府、州、县。1731年，这项工作初步完成。改流的实行，清军驻防地扩大，雍正为加强对新设府县的控制，增添营汛（戍防军队）。在改流地区，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实行按田亩征税的原则，但征收多少，又根据当地的情况来确定，一般少于内地。很多土民有了土地，大有重见天日的感觉。

——杜诗瑀《清世宗雍正传》

材料二

清朝前期大事年表（部分）

材料三

清朝的所谓“开疆拓土”，就是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摘编自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