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地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王夫之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秦之克并六国，其原因盖有数端。地势形便，攻人易而人之攻之也难，一也。春秋大国，时曰晋、楚、齐、秦，其后起者则吴、越。吴越文明程度大低，未足蹈涉中原，抗衡上国。四国风气，秦、晋本较齐、楚为强，兵亦然，二也。……惟秦地广而腴，且有山林之利。开辟较晚，侈靡之风未甚。观李斯谏逐客，历数侈靡之事，秦无一焉可知。其上又有重农之政。齐民生计之舒，盖莫秦若矣，三也。此皆秦之凭籍，优于六国者也。以人事论，则能用法家之说，实为其一大端。

——吕思勉《先秦史》

材料二：至唐朝，科举制渐趋规范化，不过，尚有欠缺。当时虽原则上规定平民阶层皆可应试，但仍讲究门第，名门望族子弟仍居优先地位。……士人考取进士后并不立即授以官职，还须再经吏部考试，合格者才可正式入仕；而且从官员总数看，非科举入仕者仍占很高比例，科举取士并未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上述状况直至宋代方有明显改观。

——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材料三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