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赈粜（卖出）；义仓以赈济；不足，则劝分于有力之家；又遏籴（买入）有禁，抑价有禁。

——董煟《救荒全书》

材料二：平时在社会福利上，宋代所贯彻的，是超过现代所谓的“由摇篮到坟墓”，而是“由胎养到祭祀”。所谓“由胎养”，主要是指慈幼，在这方面，首为仁宗于嘉佑二年（1057年）修胎养令，规定凡下户怀妊而不能自存者，以粟颁赐之……宝祐四年（1257年），始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事实上，除上前述慈幼局外，养老之居养院或养济院亦肩负育幼任务，且养至十五岁并免费入学……除官养孤贫小儿得以入学外，两宋州县普置学田以助学……对于有病贫民，宋代亦提供福利，仁宗在位时，哀痛者乏良药，为颁庆历善救方，知云安军王端请官为给钱和药予民，逆行于天下……关于贫民之收养，设有专门机构，唐代有悲田院，宋因其旧于京师置东西福田院，以禀老疾孤穷丐者……至于漏泽园，是由政府提供公地，“埋瘗无主死人……每年三元春冬醮记”。南渡后仍维持此制。这种由“胎养到祭祀”的福利，虽比当代福利国家所提供的涵益较广，但却主要是选择性，局限于贫而无告者之特殊对象。不过，在两宋，社会互助观念业已产生。社会互助始于宗族，这是以范仲淹的义庄为滥觞……这些义庄义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赡族人……南宋时，这种互助由宗族扩及乡党，这可从朱熹所提倡的社仓看出。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材料三：英国走到“福利国家”这一步经历了漫长的路。16世纪，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建立“济贫制度”。济贫制度以教区为单位实行救济，每个人都要交纳济贫税，结果是穷人交钱养活穷人，其实质是“劫穷济穷”。但济贫制度为社会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由不幸和灾难造成的困境不致导致最糟的后果。工业革命以后，自由放任思想甚嚣尘上，济贫制度受到动摇，劳动者暴露在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下，随时面临着生老病死的威胁。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十分明显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孕育着深刻的危机。1911年，自由党制定《国民保险法》，目的就在于缓解这种危机。但这时采取的做法是互助式的，尽管国家出面组织了社会保障，具体操作者却是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工会、合作社、互助会等等，而且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很小，只包括若干行业中的工资劳动者。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才把覆盖面扩大到全体国民，并且由国家具体操作，承担社会保障的一切责任。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国家被称为“福利国家”。

——钱乘旦、徐洁明《英国通史》

据此能够认定宋代地方官学（   ）

材料一：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夏、商、周）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材料：元代统治者在疆域空前扩大、民族融合全面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文化管理，在保留部分草原游牧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推行汉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政策。元代延续重儒政策，但未像前朝那样对儒学予以独尊，儒生仕途狭窄。元代实行兼容而防范的宗教政策，在优待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同时牵制汉地民间教派。元代重视文化交流，积极引进吸收不同地区的文化成果，形成了中西融汇的文化体系。通过文化政策的推行，元代统治者巩固了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在文化交流中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力，对明清文化政策的选择与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王或《元代文化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