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始皇构建了大帝国的框架，组装了硬件，汉武帝确定了大帝国的中枢运作机制，加上了软件

——金克木《风流汉武两千年》

材料二：皇权为了维系自身权力的专制性，就必须创建出能够突破甚至凌驾于这类束缚和侵蚀力量之上的制度性手段；这种反制衡除了表现为一些非常规性的举措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这就是：不断在常规的国家行政官职体系之外，设立由它取代可能限制皇权的外朝官制体系而执掌国家核心机密和极高权力，使皇帝能够通过亲自掌握这一秘书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从而对外朝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反制衡。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材料三：“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四：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

材料一：汉武帝时，生产恢复，经济得到初步的发展，国力充实，政治统一，才具备了兴办太学的条件。同时，汉代太学的兴办，也得力于两个儒家学者，一个是董仲舒献策于前，一个是公孙弘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太学的发展。朝廷对太学的管理，除委任太常总负责之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视学。太学的教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在书写出版相当困难的汉代，大师们的经说难于书诸简牍，多是师师相传，学习儒学就必须从师，经师讲学也就成为汉代大学的主要教学形式。

——据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

材料二：自秦代焚书、秦末战乱、汉初无为而治前后近百年，私学教育从未停顿。私学生徒数倍于太学生。地方官学发展迟缓，郡国内不过一校或数校。地方私学更远远超过地方官学。官学系统中几乎全无启蒙教育，蒙童教育则几乎全由私学或家学承担。秦末战乱，私学犹存，讲诵弦歌之声不辍。汉初尚黄老之学，官学未立，各种学术流派都以私学方式传播。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后置太学。黄老道法阴阳纵横以至杂家仍以私学讲授。古今经学之争起，今文经学常居主导地位，古文经学常以私学讲授，不断展开斗争，各自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最后促进了两大学派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据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

材料一：（秦）郡县官吏统统由享受俸禄的职业官僚担任，任免权集中于中央。……郡守掌行政，郡尉掌军事，郡监御史掌监察。……郡县官必须服从朝廷的统一调动。官员调任官职，不得携带旧部属吏。每年正月“大课”，中央考课郡守，郡守考课县令长。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二：西周的封建是层层分封，而汉代封建只有一层分封，诸侯王国以下依然是郡县制，每个王国领有三四郡、五六郡不等。除了诸侯王以外，刘邦又分封萧何、张良等一百多位功臣为列侯，建立侯国，这些侯国的地位与县相当，但直属中央。因此，汉代封建只是郡县制的变形，并没有完全回到西周封建的道路上去。

——摘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三：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