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史记》卷五七《周勃世家》：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欲封王信为侯，景帝犹疑不决说：“请得与丞相议之”。《史记》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田蚡于武帝时为丞相，“入奏坐语移日，所言皆听”。

材料二：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

——摘自《贞观政要》

材料三：“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副）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权柄，学士鲜所参决。”

——引自某史书《职官志》

材料：汉武帝的诸多统一政策中，包含年号的制定。此前的纪年方法是，将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作为元年，以在位年序纪年。皇帝在位时没有特定的名号，如汉景帝在位的第三年即称为“二年”，与其他皇帝的“二年”难以区分。此外，诸王国各以诸侯王之年纪事，更易产生混乱。汉武帝首次“封禅”泰山时，创制了“元封”年号，将当年称为“元封元年”，朝廷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全国所有地方，后世根据年号也能明白是哪一年。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年号制都被沿用，且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据（日）宫崎市定《中国史》等

材料一：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全国优秀青年，受国家大学教育，瓶其成绩，补郎补吏，加入政府。不到一百年，西汉政府早已完全是一个士人政府了。所谓士人政府者，即整个政府由全国各地之知识分子即读书人所组成。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如果前期地方推举制还一定程度上基于财产状况的差别（门第），容易造成门阀世家，不利于国家集权向心力的凝聚，那么科举制的妙处，它基于考试录用原则，……士大夫实际已失去了与君主分庭抗礼现实与心理的任何一句。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三：北宋时期，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对于文官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素质之改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的力量，坦坦荡荡地宣布自身之政治权利，参与治理国家政事。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表2

材料一：及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藏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材料二：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张岱年、方立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纸烛：灯笼）”其人默默而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李贽自称）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李贽《焚书》卷三

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