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作家大都在他们的青年时期，达到了自己的写作高峰。建国以后，前辈作家大都在盛年，或前点或后点都应是写作的丰收时期。他们的创作活动，若从经历的种种政治运动的精神看，可以说是从善如流。不过冷静下来想，觉得他它们后期的努力，极少超过前期的成就。

    老舍先生有个例外的壮举，那是话剧剧本《茶馆》。

    《茶馆》是他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五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超过前期的高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通力合作，导演表演都上了高峰。这高峰那高峰，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老人艺的风格发挥极致的王牌剧目。因此，《茶馆》的出现，有一些个叫人思索的方面。

    比方说，这高峰那高峰的作品，却是全世界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家演出。据说，也有别的剧院剧团想演来着，都没有演成。那么这是“阳春白雪”了？可是北京人艺屡演不衰，不见得曲高和寡。

    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个戏当然是毒草。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也不够了，是为封资修唱挽歌，向新社会反攻倒算。既是挽歌，结尾中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场，就成了“要害”，蝎子尾巴，黄蜂尾上针。主演王掌柜的于是之心中不安，“交代”问题道：《茶馆》原来没有这场戏，有回老舍向演员们征求意见，是于是之他提出来结尾秃了点儿，演到这里没事儿不好演了。老舍这才想出撒纸钱来的，不能全赖在人家身上。

    不久，老舍走进太平湖水中。传说打捞的人说，在湖底立着。《茶馆》也没有了“票房价值”，也立在太平湖中了。

    其实，《茶馆》第一次上演，正赶上大跃进，报上几乎没有捧场的文章。

    据说当年，有一天，北京人艺的几位艺术家，在老舍那里看见一个本子。老舍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东西与艺术家们商量。记得其中有一场戏极好，希望老舍写成一本剧本。这就是后来《茶馆》的第一幕。可是当年就传出来一句话，确实有这么一句话，老舍听了意见，说：“那就配合不上了。”

    五十年代的剧作，老舍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的说法写下去，配合什么呢？

    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偏偏这个“配合不上”的，还在舞台上放光彩。“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提出的问题，是最有琢磨头的事。

泥斑马

肖复兴

    家里大院的大门很敞亮，左右各有一个抱鼓石门墩，下有几级高台阶。黑漆大门上，有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有点儿老一辈的气势。在老北京，这叫广亮式大门，平常的时候不打开，旁边有小门，人们从那里进出。台阶上有一个平台，平台显得很宽敞。王大爷的小摊就摆在那里，很是显眼，街上的人，一眼就能望见。

    王大爷的小摊，卖些糖块儿、洋画片和泥玩具之类的东西。泥玩具，多是些小动物，是王大爷自己捏的，涂上颜色，非常好看，活灵活现，卖得不贵，因此，很受小孩子欢迎。我常常一放学就到王大爷的小摊前，看一会儿，玩一会儿，王大爷望着我笑，任我随便摸他的玩具。

    我真佩服王大爷的手艺．他的手指很粗，怎么就能那么灵巧地捏出那么小的动物来？

    王大爷那时五十多岁，住在我家大院的东厢房。他人很随和，逢人就笑。那时，王大爷的东西很便宜，人们生活不富裕，因此他赚的钱也不多，只能勉强生活。

    王大爷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儿子是抱来的。将近三十，还没结婚，在铁路上开火车，和王大爷两口挤在一间房里。让他头疼的是儿子以后找个媳妇，可怎么住呀？

    那一年寒假，我常到王大爷小摊前玩。有一天，他在做玩具，问我：“你说做一个什么好？”我随口说了句：“做只小马吧。”他点点头。没一会儿的工夫，就捏出了．只小马的样子。他抬起头又问我：“你说上什么颜色好？”我随口又说：“黑的！”“黑的？”王大爷反问我一句说：“一色儿黑，不好看，来个黑白相间的吧，好不好？”

    那时候，我没有细想，这个黑白相间的小马会是什么样子。等王大爷把颜色涂了一半，我才发现，原来是一只小斑马。黑白相间的弯弯条纹，让这只小斑马格外活泼漂亮。“王大爷，您的手艺真棒！”我情不自禁地说。

    第二天，小斑马的漆干了，脖子上系一条红绸子，绸子上挂着个小铜铃铛，风一吹，铃铛不住地响，小斑马像活了一样。

    我太喜欢那匹小斑马了。每次路过小摊都会站住脚，反复地看，好像它也在看我。那一阵子，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小斑马，可惜没有钱买。几次想张嘴跟家人要钱。接着又想，小斑马的脖子上系着个小铜铃铛，比起一般的泥玩具，钱稍微多了点儿，便把冒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了下去。

    春节一天天近了，小斑马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哪个孩子买走，带回家过年。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很难过，百爪挠心，好像小斑马是我的，会被别人抢去。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我干了一件“蠢事”。

    那一天，天快黑了，因为临近过年了，小摊前站着不少人，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来买玩具的。我趁着天暗，伸手一把就把小斑马“偷走”了。飞快地把小斑马揣进棉衣口袋里，小铃铛轻轻地响了一下，我的心在不停地跳，觉得那铃声，王大爷好像听见了。

    这件事很快被爸爸发现了，他让我把小斑马给王大爷送回去。跟在爸爸的后面，我头都不敢抬起来。王大爷爱怜地望着我，坚持要把小斑马送给我。爸爸坚决不答应，说这样会惯坏了孩子。最后，王大爷只好收回小斑马，还嘱咐爸爸：“千万别打孩子，过年打孩子，孩子一年都会不高兴的！”

    就在这一年，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政府动员人们去甘肃。王大爷报了名，很快就被批准了。大院所有的街坊都清楚，王大爷这么做，是为了给儿子腾房子。

    王大爷最后一天收摊的时候，我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他也望着我，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天，小街上冷冷清清的。

    第二天，王大爷走时，我没能看到他。放学回家，看到桌上那只脖子上挂着铜铃铛的小斑马，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王大爷的儿子，今年七十多岁了，他在王大爷留给他的那间东厢房里结了婚，生了孩子。他的媳妇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他的儿子个子也很高，很帅气。可是，王大爷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难道他不想他的儿子，不想他的孙子吗？

    四十多年来，我曾经多次去过甘肃，每一次去，都会想起王大爷，想起这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然，也会想起那只“泥斑马”。

蛮子大妈

（法）莫泊桑

    普法之间已经正式宣战的时候，小蛮子的年纪正是三十三岁。他从军去了，留下他母亲单独住在家里。他们并不很替她担忧，因为她有钱，大家都晓得。

    她单独一人留在这所房子里了，那是坐落在树林子边上并且和村子相隔很远的一所房子。她并不害怕，这位蛮子大妈在她的茅顶房子里继续过着通常生活。不久，茅顶上已经盖上雪了。每周，她到村子里走一次，买点面包和牛肉以后就仍旧回家。当时大家说是外面有狼，她出来的时候总背着枪，她儿子的枪，锈了的，并且枪托也是被手磨坏了的。

    某一天，普鲁士的队伍到了。有人把他们分派给居民去供养，人数的多寡是根据各家的贫富做标准的，大家都晓得这个老太婆有钱，她家里派了四个。

    那是四个胖胖的少年人，虽然他们到了这个被征服的国里，脾气却也都不刁。早上，有人看见他们四个人穿着衬衣绕着那口井梳洗，而蛮子大妈这时候却往来不息，预备去煮菜羹。后来，有人看见他们替她打扫厨房，揩玻璃，劈木柴，削马铃薯，洗衣裳，料理家务的日常工作，俨然是四个好儿子守着他们的妈。但是她却不住地记挂她自己的那一个，每天，她必定向每个住在她家里的兵问：“你们可晓得法国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开到哪儿去了？我的儿子在那一团里。”他们用德国口音说着不规则的法国话回答：“不晓得，一点不晓得。”后来，明白她的忧愁和牵挂了，他们也有妈在家里，他们就对她报答了许多小的照顾。她也很疼爱她这四个敌人。

    谁知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太恰巧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了乡村邮差向着她家里走过来。他拿出一张折好了的纸头交给她：

    蛮子太太，这件信是带一个坏的消息给您的。您的儿子威克多，昨天被一颗炮弹打死了。差不多是分成了两段。我们在连队里是紧挨在一起的，他从前对我谈到您，意思就是他倘若遇了什么不幸，我就好当天告诉您。

    现在我亲切地向您致敬。

    第二十三边防镇守团二等兵黎伏启。

    她看了并没有哭。她呆呆地待着没有动弹，很受了打击，连感觉都弄迟钝了，以至于并不伤心。她暗自想道：“威克多现在被人打死了。”随后她的眼泪渐渐涌到眼眶里了，悲伤侵入她的心里了。各种心事，难堪的，使人痛苦的，一件一件回到她的头脑里了。

    但是这时候，她听见一阵嘈杂的说话声音了。正是那几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走回来，她很快地把信藏在衣袋里，并且趁时间还来得及又仔仔细细擦干了眼睛，用平日一般的神气安安稳稳接待了他们。

    她和那四个兵同桌吃饭了，但是她却吃不下，甚至于一口也吃不下，他们狼吞虎咽般吃着并没有注意她。她一声不响地从旁边瞧着他们，满脸那样的稳定神情。

    她搬了许多干草搁在他们睡的那层阁楼上，她对他们说明这样可以不会那么冷。四个德国人都踏上那条每晚给他们使用的梯子，爬到他们的寝室里了。那块做楼门用的四方木板一下盖好了以后，她就抽去了上楼的梯子。她赤着脚在雪里一往一来地走，从容得教旁人什么也听不见，她不时细听着那四个睡熟了的士兵的鼾声，等到她判断自己的种种准备已经充分以后，就取了一束麦秸扔在壁炉里。它燃了以后，她再把它分开放在另外无数束的麦秸上边，随后她重新走到门外向门里瞧着。

    不过几秒钟，一阵强烈的火光照明了那所茅顶房子的内部，雪白的原野被火光照得像是一幅染上了红色的银布似地闪闪发光。

    许多人都到了，有些是农人，有些是德国军人。

    他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坐在一段锯平了的树桩儿上，安静的，并且是满意的。

    一个德国军官问她：“您家里那些兵到哪儿去了？”

    她用一种洪亮的声音回答：“在那里面！”

    大家团团地围住了她。那个普鲁士人问：“这场火是怎样燃起来的？”

    “是我放的。”

    大家都不相信她，以为这场大祸陡然教她变成了痴子。她就从衣袋里面取了两张纸，口里说道：“这张是给威克多报丧的。”又拿起另外一张，偏着脑袋向那堆残火一指：“这一张，是他们的姓名，可以照着去写信通知他们家里。您将来要写起这件事的来由，要告诉他们的父母说这是我干的。请您不要忘了。”

    一道口令喊过，立刻一长串枪声跟着响了。

    她那只拘挛不住的手里，依然握着那一页满是血迹的报丧的信。

（有删节）

欢乐颂

陈毓

    天赐我一个婆婆，我婆婆赐给我一大串亲戚。缘着那条脉摸索去，一个，一个，又一个……我用了几年时间，总算弄明白彼此间复杂的称谓。

    有个大妈，我最喜欢。每年清明前，大妈就会捎信来：今年的春茶下来了。油菜花黄了。再不来，林子里的笋子可老了。这些话经我婆婆转达，我会立即催促婆婆：明天我就陪您去一趟吧。

    大妈表达亲情总是从饭桌上开始，清炒菜薹、油焖竹笋、韭黄爆河虾、桃花豆腐、白果焖腊肉、笋干煲鸭汤……只有我们吃满足，大妈才觉得我们是见过面了。

    有什么吃什么，大妈总说。语气一定不是表达谦卑，是对生活的知足和感激。看见我们那么欢喜吃她做的饭菜，大妈的厨艺展示越发地才华横溢。一顿，又一顿。我感叹大妈把春天装进我身体里了。大妈说，你能多来就多来，这里的青山绿水，也不委屈你。

    大妈像个磁场，在她身边，我就觉安静、快乐、知足。我想这好比香樟树的周围不滋生蚊虫，在大妈身边我就不浮躁不定了。

    大妈爱唱歌，老了也没消弱这爱好，对人唱，对山唱，在菜地摘菜时唱，下河浣衣时也唱。是地道汉水民歌的调子，曲调婉转悠长，借景状物，从心所欲，真是情从心生，歌从口出，那么的自然而然，如万物生。蓝的天，白的云，山峰青，江水碧。简单却隽永的日子，我在那短暂的相逢里似乎过了一生，又恍惚只是打了个盹醒来。

    所谓幸福，也不过是依着这个蓝本画的吧？我端着大妈自酿的米酒，迷迷糊糊地想。大妈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淡淡地说，留你久住这里，你也会不惯，会着急。你小住几天合适。

    “妹是鲜花香千里，哥是蜜蜂万里来，蜜蜂见花团团转，花见蜜蜂朵朵开。”

    不知谁的歌声从河面飘过来。

    “太阳落坡四山黄，唱起山歌送阿郎，阿郎回家慢慢走，妹儿泪珠湿衣裳”。

    立即就有另一歌者在后坡呼应。我倾耳听。在这悠长欲睡的春日午后。大妈停住针线，悠然起歌：“大路边上栽南瓜，我把萝卜当娃娃。四季豆儿两头尖，当中一个闪弯弯……”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对身边咕咕啄食的小母鸡说。

    这样的大妈让我们忽略她的年岁。

    但是大妈七十三岁了，这年的春天我去看她，她告诉我她活不过七十四岁，谁都不在意她的话，我也不信，因为她依然清、瘦、硬朗。

    大妈的身体忽然弱起来，大家才想起她春天的话，几个哥嫂都不明白是什么给了她暗示，但大妈的表情从容自然，如落叶树木进入冬天。初冬的第一场风过后，大妈躺下，大哥通知该通知的亲戚，其中有我，大哥说大妈疼爱的人，都得回来给她唱歌。我以为是那一带老人故去后守灵人唱的孝歌，说我不会。大哥说，就是唱歌，欢乐的歌。

    我到时大妈已经弥留。大妈躺在床上，她要重新启程，回到三十一年前和她分别的大爹、四十年前从她怀抱离去的三弟身边。那是宋氏家族墓地，那里还长眠着大妈挚爱的她的婆婆，她在大妈五岁时收养了流落异乡的孤儿，养大妈到十八岁，然后从大妈的养母变成大妈的婆婆。没有通常人哀叹身世飘零的悲苦，大妈说，她从一个家走丢就是为了进另一家门的。现在，她回到她生命中几个重要的亲人那里，在那里继续看护她留在世上的亲人，她的遗言就是嘱咐她的亲人用歌声给她送行。

    歌声在大妈弥留的那一刻响起。都是大妈熟悉喜欢的汉水民歌的调子。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四妹、四妹夫一个接一个唱，直到这个家族的晚辈都加入到这唱歌的队伍里来，低缓、悠长、重重叠叠，让我再次看见那根血脉的藤，弯转绵延，生生不止。歌声伴大妈渐行渐远。

    我忽然惭愧，大哥说我是大妈疼爱的人，我当然得给大妈唱歌，我搜索心海，想起不久刚学会的一首民歌，我在大妈床前的席子坐正身子，端庄而歌。

    “太阳歇歇么？歇得呢。月亮歇歇么？歇得呢。女人歇歇么？歇不得。女人歇下来，火塘会熄掉呢。冷风吹着老人的头么，女人拿脊背去门缝上抵着。刺棵戳着娃娃的脚么，女人拿心肝去山路上垫着。有个女人在着么，老老小小就拢在一堆了。有个女人在着么，山倒下来男人就扛起了……”

    灯火摇曳，我看见大妈脸上恍惚积满笑意，仿佛说，大妈喜欢这歌呢。

錾磨师傅

耿立

    这是一个平原里的人都熟悉的石匠，一年总有几回从村庄走过。他走过来，把褡裢从肩 头一甩，锤子錾子互相碰响。父亲与石匠就在驴子前的空地上，各自提下裤裆，蹲下，互相递上纸烟，霞光的斑斓里有了剪影般的影子，映在磨道边的屋墙上。辣辣的烟雾弥漫着，很浓。

    天到半下午，太阳的光减了力量，在阴凉里就有点冷。錾子和锤子单调的闷音叮叮当当响。石匠师傅全然不在意我的存在，哼起歌子来；

    “怀揣着雪刃刀，怀揣着雪刃刀，行一步，啊呀哭，哭号陶，急走羊肠去路遥，天，天哪！且喜得明星下照，一霎时云迷雾罩。”

    在师傅的眼窝里，我看出了水珠，汪汪的，本是干涸的松皱的眼袋忽地明亮。

    我问唱的什么？他放下锤子。“《夜奔》。”

    “《夜奔》是什么?”

    “就是夜里走路到梁山。逼得夜里走路。”

    梁山，在我们平原的边缘上。但为何成为“夜奔”，我还是不明白。师傅说，大了，有了识见，就会明白。

    我问师傅见过山吗？他笑了，说他就从很远的深山里，在农闲的时候到平原来，凭着手艺 叮叮当当地挣钱。在我的眼晴里，师傅是见过世面的人，很神秘，那一錾一錾的有节奏的声 音，也像是魔力和韵调。

    平原外的一切是什么模样？师傅问我想跟他走吗。

    “想!”

    “为什么呢?”

    “天天吃煎饼。”

    师傅放下錾，把鐘子放到磨盘上，“孩子，你还小。”他摸着我的头顶说。

    “大山不好吗？”

    这一问，好像捅到了师傅的苦处。他摇摇头，“你还小，哪里都有作难的时候啊，大了，等你见到山，经历了，就明白了。”我感到师傅的话极深奥，就想他许是不愿意带我去看山。

    我有点想哭，就缠着他，让他等着我，等我长大了，到山里去找他，师傅乐了。

    父亲看我如此的样子，就说拜石匠做师傅，将来能拿动锤子錾子，可以背着褡裢的年纪，就跟着师傅到平原外走动。于是，我恭恭敬敬地叩了头。父亲打了酒，杀了一只鸡，配上从地 里摘下的还有黄花的黄瓜。

    第二天师傅走了，我和父亲送他到村外的土路。一个光光的脑壳，一个褡裢，一把錾子叮当着远了。

    这以后的日子，师傅在霜降的时候，都会来我们的村子。每次师傅来的时候，总不会空手，带一些平原不常见的物件，煎饼、山核桃、榛子……他从褡裢里掏出那些东西的时候，总会说“我的小徒弟”。我发现师傅十分地珍爱师徒关系，在学屋里，我曾比较老师和师傅，觉得老 师不会给我带来平原外的神奇，而师傅说，等我大一点，他就会给我打一把錾子和锤子，和他到平原外走一走。

    也许，师傅给我的是平原外的牵桂。有一年，到了霜降，师傅没来，到了寒露，师傅还没来，村子里的几家磨都钝了，变得喑哑。贴近年关的时候，我在村外看到了一个背褡裢的人，他告诉我师傅死了，在一家的磨道里，拿着錾子，忽然一放锤子，一口气没上来，走了。

    我听了，伤心地哭了起来，平原外牵念我的人走了，我对平原外的牵念也减了许多。也许师傅有许多的苦楚，我想到他第一次不自制地在一个平原深处的孩子面前唱起《夜奔》。后 来，我在空余时，喜欢起篆刻。我有一个愿望，哪天就刻一方肖像印章，内容是林冲在雪夜，斜背着长枪，枪端处，挑着的是酒葫芦，也是天黑得紧，雪也下得紧……

（选自《人民日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