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窗看柳

       今年春天，虽然春寒料峭 ， 但柳枝仍早早返绿，一夜之间，新绿满枝，煞是可爱。但我因为竞选课代表失败了，心情很不好，坐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窗外。

       风乍起，柳枝欢快地笑着、跳着，展示着自己，眼角、眉间洋溢着无限欢乐。我似乎听到一曲柳哨的歌。歌声中片片柳絮随风飞舞。

       一会儿，风停了，柳枝恢复了它的平静，垂了下去，它不能载歌载舞了，心中一定有着淡淡的忧伤，虽是这样，柳枝依然保留着那象征活力的绿色，希望能再把绿色写在天空。

       就这样，柳枝周而复始起飘起、落下；年复一年地返青、枯黄，永恒不变如一条真理。我看了许久，也明白了许多；如果你有空，就看看窗外，看看柳树，用心去体会，你也会明白许多。

如果

龙应台

    ①他一上来我就注意到了，老伯伯，留着平头，头发灰白，神色茫然，有点像个走失的孩子。他裹着一件浅褐色的夹克，一个皮包挂在颈间，手里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走进机舱。其他乘客拖着转轮行李箱，昂首疾步往前，他显得有点慌张，低头看自己的登机证，抬头找座位号码。不耐烦的人从他身边用力挤过去，把他压得身体往前倾。他终于在我左前方坐下来，怀里紧抱着皮包，里头可能是他所有的身份证明。拐杖有点长，他弯腰想把它塞进前方座椅下面，一阵忙乱，服务员来了，把它抽出来，拿到前面去搁置。老伯伯伸出手臂，用很浓的甘陕乡音向着小姐的背影说：“要记得还给我啊。”

    ②我低头读报。

    ③台北往香港的飞机，一般都是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去香港的。他们的手，紧紧握着台胞证，在香港机场下机、上机，下楼，上楼，再飞。到了彼岸，就消失在大江南北的版图上，像一小滴水无声无息地落入茫茫大漠里。老伯伯孤单一人，步履蹒跚行走千里，在门与门之间颠簸，在关与关之间折腾，不必问他为了什么。我太知道他的身世。

    ④他曾经是个眼睛清亮，被母亲疼爱的少年，心里怀着莺飞草长的轻快欢欣，期盼自己长大，幻想人生大开大合的种种方式。唯一他没想到的方式，却来临了，战争像突来的飓风把他连根拔起，然后恶意弃置于陌生的荒地。在那里，他成为时代的孤儿，堕入社会底层，从此一生流离，半生坎坷。当他垂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仍在，春天依旧，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乡里，已无故人。

    ⑤我不敢看他，因为即使是眼角余光瞥见他颓然的背影，我都无法遏止地想起自己的父亲。

    ⑥父亲离开三年了，我在想，如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仅仅是一次机会，让我再度陪他返乡——我会做什么？

    ⑦我会陪着他坐飞机，一路牵着他瘦弱的手。

    ⑧我会一路听他说话，不厌烦。我会固执地请他把他当年做宪兵队长的事迹讲完，会敲问每一个细节——哪年？驻扎在镇江还是无锡还是杭州？我会问清每一个环节，我会拿出我的笔记本，用一种认真到不能再认真的态度，仿佛我在访问一个超强大国的国家元首，聚精会神地听他每一句话。对每一个听不懂的地名、弄不清的时间，坚持请他“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三点水的“淞”？“江水”的“水”？“羊坝头”怎么写？怎么来台湾的？坐什么船？船叫什么名字？几吨的船？

    ⑨我会陪他吃难吃的机舱饭。我会把面包撕成一条一条，跟空中小姐要一杯热牛奶，然后把一条一条面包浸泡牛奶，让他慢慢咀嚼。他颤抖的手打翻了牛奶，我会再叫一杯，但是他的衣服不会太湿，因为我会在之前就把雪白的餐巾打开铺在他的胸口。

    ⑩下机转机的时候，我会牵着他的手，慢慢地走。任何人从我们身边挤过而且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故意给我们看，我会很大声地对他说：“你有教养没有！”

    ⑪长长的队伍排起来，等着过关，上楼，重新搭机。我会牵着他的手，走到队伍最前端。我会把他的包放在行李检查转轮上，扶着他穿过电检拱门。如果检查人员说：“请你退回去，他必须一个人穿过。”我会坚持说：“不行，他跌倒怎么办？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牵着他的手，穿过。

    ⑫当飞机“砰”一声触到长沙的土地，当飞机还在滑行，我会转过身来，亲吻他的额头——连他的额头都布满了老人黑斑，我会亲吻他的额头，用我此生最温柔的声音，附在他耳边，跟他说：“爸爸，你到家了。”

    ⑬“砰”的一声，飞机真的着陆了，这是香港机场。我的报纸，在降落的倾斜中散落一地。机舱仍在滑行，左前方那位老伯伯突然颤巍巍站了起来，我听见空服员急促的声音：“飞机还没停稳，请不要离开座位！”

（本文有删改）

没事到丰城玩

季明

    ①我的同学巴库，高中一毕业，就去丰城闯荡，在那里定了居，多年以后，听说这家伙混出息了，成了腰缠万贯的老总。

    ②丰城离我们这里有几千里，但每年巴库总是乘飞机回来一两次。每次回来，巴库就心急火燎地召集同学聚会，按他的话说，一是想念同学们；二是想吃家乡的饭菜。

    ③巴库衣着光鲜，一条粗大的金链子，赫然挂在脖子上，沉甸甸的；手上则戴着几个金光闪闪的戒指。整个一财大气粗的土豪。同学聚会，每当喝到兴头上，巴库便会站起来，腆着肚子，伸出双臂，张开巴掌，豪气地在空中一划拉，说：“今天我买单，谁都别争，谁争我跟谁翻脸。”一开始，我们还争，但慢慢地就习惯了，谁让他是土豪哩！散场时，巴库逐个跟同学们握手，依依不舍地摇着、晃着，胸脯拍得啪啪响，说：“没事请到丰城玩，尽管找我，咱在那里混得开，啥事都能摆平。”但我们都没往心里去，丰城那么远，谁吃饱了撑的，没事往那地方跑。

    ④但偏偏我就去了丰城，办私事，不得不去。

    ⑤我是坐火车去的，一上火车，我就给巴库打电话，说：“兄弟，我要去丰城。”电话那头，明显感觉巴库一愣，说：“真的假的？别骗我！”我说：“骗你我是孙子，现在，我就在开往丰城的火车上。”巴库高兴地说：“好啊，到站后给个电话，我去接你。”

    ⑥火车跑了一天一夜，终于在丰城停下。老远，我就看见巴库在出站口，伸长手臂，摇着肥厚的手掌，冲我招手。一瞬间，我的眼睛竟然有些湿，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累得跟狗熊似的，能在生疏的异乡看见熟人，那感觉，特亲切。在去宾馆的路上，巴库说：“我定了个酒店，给你接风洗尘，顺便邀请了几个丰城的朋友，陪陪你。”

    ⑦车在一家豪华酒店门前停下，走进包厢，里面等候的七八个人都站了起来，巴库一一为我介绍。这是某某公司的老总、某某公司的董事长；这是某某科的科长、某某处的处长；他最后隆重介绍给我的，是柯厅长。巴库恭敬地说：“这是市委某某厅的柯厅长。”柯厅长略带矜持地伸出手，只跟我轻轻握了一下，连声说：“呵呵……副的、副的，副厅长。”我的天，甭管正的副的，厅长，在我这小民眼里，已经是天大的官了！在他们面前，我只有受宠若惊、点头哈腰的份了。巴库扯起我，按坐在首席上。我诚惶诚恐地坐在位置上，不知所措，如坐针毡，特别是身边的柯厅长，总是一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模样，透着威严，时刻让我感到压抑和渺小。

    ⑧丰城的老总和官员们，轮流向我敬酒。说实话，这顿酒，我喝得很难受、忐忑和迷糊，不知不觉就醉了。第二天，我编出各种借口，坚决推掉巴库再次设宴招待的邀请。巴库很无奈，说：“那好吧，若有啥困难尽管说，咱在这里朋友多，啥事都能摆平。”

    ⑨只一天的时间，我就将事情办好了，晚上，决定去吃小吃。在小吃街，我刚在一个摊位旁坐下，老板赶紧跑过来，殷勤地问：“先生，想吃些什么？”声音非常耳熟，我抬头一看，“呼”地站起来。我说：“柯、柯、柯厅长，怎么是您？”老板愣住了，看着我，忽地有些不好意思，说：“啥柯厅长啊……狗屁的厅长哦……都是巴库那小子……”接着，老板又嘿嘿一笑，说：“出来混，都不容易，家乡来了客人，相互帮衬一下，撑个场面而已。”提到巴库，老板往远处一指，说：“那个小饭店，就是巴库开的。”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小饭店的厨间忙活。我赶紧离开，走之前，再三叮嘱那老板：“兄弟，这事，就烂在肚子里，千万别说我来过！”

    ⑩又一年，巴库回来，同学们聚会，再次喝高了。散场时，他握着我们的手，依然说：“没事请到丰城玩，尽管找我，咱在那里混得开，啥事都能摆平。”

    ⑪我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住他，心里倏地觉得异常酸楚。

（选自2017年23期《微型小说月刊》）

父子情

舒乙

①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在济南齐鲁大学常柏路的房子里。

②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八岁。一见面，我觉得父亲很苍老。他刚割完盲肠，腰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乙”。对他，对我，爷儿俩彼此都是陌生的。他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庆去，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们来北碚看望他。

③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变得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渐渐地，我把听他说话当成了一种最有吸引力的事，总是静静地在一边旁听，还免不了跟着傻笑。父亲从不赶我走，还常常指着我不无亲切地叫我“傻小子”。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也没辅导过，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态度。他表示赞同的，在我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书画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④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十五岁的少年了，是个初三学生。他给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二十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

⑤我奇怪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我，不再叫“小乙”，而是称呼“舒乙”，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他的手很软，很秀气，手掌很红，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我的心充满了惊奇，顿时感到自己长大了，不再是他的小小的“傻小子”了。高中毕业后，我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很高兴。五年里，他三次到苏联去开会，都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他没有给我写过信，但是常常得意地对朋友们说：儿子是学理工的，学的是由木头里炼酒精！

⑥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才放心了。接着又问：“你带了几根皮带？”我说：“一根。”他说：“不成，要两根！”干嘛要两根？他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来，把我这根也拿上。”父亲的这两个问题，让我笑了一路。

⑦对我的恋爱婚事，父亲同样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选择。他送给我们一幅亲笔写的大条幅，红纸上八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

⑧这是继矿石标本之后他送给我的第二份礼物，以后，一直挂在我的床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两半，扔在地下乱踩，等他们走后，我从地上将它们拣起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却是我的最珍贵的宝贝。

⑨直到前几年，我才从他的文章中发现，父亲对孩子教育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生前他并没有对我们直接说过，可是他做了，全做了，做得很漂亮。我终于懂得了他的爱的价值。

⑩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⑪我很悲伤，我也很幸运。

（选自《我的父亲老舍》，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