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为第一部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从影院之内火爆到影院之外。有人“入戏太深”，跟电影中的科学设定较起真儿，我们不妨找科学家们来科普一番，然后再回味这部电影，定会别有一番意思。

    《流浪地球》中最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是，利用成千上万个行星发动机，帮助地球离开太阳系。这就得说说让地球离开太阳系需要多少能量了。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礼勇分析：地球要能够摆脱太阳的引力势能束缚，所需能量可以计算得到，大概是2.65×10³³焦耳。而2017年全球总发电量大概是25571TWh，大约合9.21×10¹³焦耳。也就是说，如果把现阶段全球所有的发电量都用来推动地球离开太阳，需要连续工作2.88×10¹³年，即近29万亿年。

    总之，带着地球去流浪，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行星发动机要承担这一任务，那得无比厉害才行。而且行星发动机实现上述任务所运用的重核聚变技术，从现代核物理知识来看目前没理论和实现条件，只能出现在科幻中。

（摘编自《“流浪地球”靠谱吗？》）

材料二：

    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女士曾经说过，未来之所以对作家们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不可预知，“什么都可以写，不用害怕发生矛盾”。

    但是许多作家会在写作时精心研究物理或者计算方面的最新发展；有些作家为了配合故事情节，会发明出一些“不可能”的科技产品（例如厄休拉，勒奎恩在1966年发表的小说《劳卡诺思的世界》中首次出现了一种名叫“安塞波”的超光速通讯设备，该设备可让相隔天文距离的人之间进行即时通讯）；还有的作家则像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那样，用时间机器将读者带到遥远的未来去见证人类的不幸命运，以便引发社会舆论。

    有时候，一些看似怪异的想法也会成为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科幻小说的能力，让那些拥有科技知识的读者能够激发想象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设想。例如法国小说家、科幻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儒勒·凡尔纳（1828—1905）在1865年发表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提出了利用光能推进宇宙飞船的想法。而今天，世界各地的技术人员正在积极研究用于太空飞行的太阳帆。

（摘编自《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塑造未来？》）

材料三：

    科幻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十分兴盛，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科幻相对于科技的超前地位。今天许多科学的新发现，在几十年前的科幻作品中就出现过。不少科技的进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科幻的启迪、促进。正是科幻领先于科学的这段距离，造就了科幻文学的“惊异感”，构成了这一类型文学的最大魅力。

    但今天，科幻正在，甚至已经被科技赶超。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教授吴岩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在不久的将来，科幻文学将不复存在。”刘慈欣则认为不要夸大科幻文学的转现作用。科幻作品不可能走在科技前面，因为它们的所有科技元素都来自现实的科技知识。如果说科学探索的是自然规律，那么科幻则注重创造出一种既震撼、又有美学空间的想象力。没有科学的存在，科幻不可能有那么疯狂的想象力，它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传统的想象力。传统的想象力、神话中的想象力不但在空间、时间、能量级别上，而且在涉及物质的尺度上，比起科学所描述的都差得很远。一个国家科幻文学的水平发展到什么状况，受众多少，取决于受众对科学的了解。因为只有当科学的教育、普及做得越好，大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越深，科幻作品才越有生命力。

    当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而文学观察的对象是人与社会。科幻不仅想象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更关注在技术应用之下，社会将如何演变。在西方，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科幻作家就在遵循这种纲领——反思科学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困感和灾难。

（摘编自《当科技进步超越了想象 科幻文学的价值何在？》）

材料四：

（资料来源于《关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阅读调查》）

材料一：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考察调研时对乡村振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就要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

（节选自201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材料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张芳曼）

材料三：

农业农村四十年巨变

    日前，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及农业对外开放等情况。

    “现在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年粮食丰收了。”韩长赋说，今年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正常，粮食产量有望继续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产量基本稳定，库存充裕，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韩长赋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6年达到和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这个水平。如今，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

    韩长赋表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治国理政最大的事。国家新的粮食安全战略提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近年来各地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水平、装备水平、信息化水平不断进步。同时，通过地方政府特别是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调动亿万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持续提高。

    韩长赋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农业基础的稳固给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像一艘船，农业是压舱石。有了农业的稳定发展，保证了粮食安全，我们就能应对经济上、国际上的各种风险。”

（选自2018年9月28日《农民日报》，有删节）

材料四：

    乡村振兴战略有历史延续性，也有历史创造性，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发展需求与国家建设需求的有效契合和对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问题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瓶颈，所以调整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成为国家“三农”战略的重心，具体表现为国家主导的集体化发展战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战略。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逐步凸显，促使国家在制定乡村发展战略时注重实现城乡发展的均衡性。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发展战略具有较强延续性，同时也会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既有的发展经验和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需求进行不断调整和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将会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从乡村振兴的内容来看，涉及乡村经济、生态、文明、治理、生活，是一项全面的系统性工程。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是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布局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是补齐农村这块短板，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繁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中之重。

（节选自2018年2月5日《央广网》《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

    材料一：一般而言，攻读博士学位，最少需要三年时间，多则七八年。有数据显示，我国博士延期毕业率高于56%，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博士都不能正常毕业。但是，不知道知网为何物，论文“查重率”过高的翟天临不仅顺利毕业，还风光地成为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后。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的背后，其实已经涉及到硕博培养模式、导师指导方式以及评价制度等多方面深层次的问题。

    熊丙奇说：“在强调硕士和博士的规模的情况下，一个导师带的学生可能就比较多。再加上现在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也让很多的教授去关注论文课题经费，他们没有时间去陪学生一起做科研，然后导致学生可能根本就没有接受多少学术训练，急功近利地去追求这种任务的发表，这也就相应地出现了这种学术不端和学术造假的现象。”

    近年来，除了明星被曝论文抄袭，企业高管、官员也都在跨界成为名校的“博士”。熊丙奇表示，名人凭借权力、地位、财富而非学术能力获得学术光环的背后，无非是“利益交换”四个字。

    他表示：“学校可能是给他一个博士的头衔，然后相应的获得一些资源。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出现老师在具体的培养管理过程中放水的问题。老师一方面可能比较疏于管理，而另一方面可能本身就没想到过要去严格要求，由此就导致了这些网友很容易找出的问题。”

    （摘编自《翟天临博士论文曾通过“双盲审”，多个审查环节为何全部失守？》，新华网2019年2月6日，有删改）

    材料二：值得注意的是，在翟天临事件发生的同时，某高校教师涉嫌篡改研究生复试成绩的消息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月11日，微博网友“平凡的世界overlooker”爆料称，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师，在此学院2018年研究生复试结束后，篡改了8位考生的考试成绩，并质疑“这些被提分的考生与他们之间是否有金钱利益关系”。

    齐爱民（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对记者称，这两起事件反映出我国高校教育领域问题严重，可以说某些高校管理层存在领导权力大过法的问题，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制底线的挑战。只有构建一个完备的教育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的发生。

    谌中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认为，人才选拔与培养必须坚持“三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应贯穿始终，并严格确保“三公”原则落到实处，相关规定获得不折不扣的执行，并通过加强监督等举措，最大程度上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摘编自《惩治学术不端须改革评价机制》，2019年2月18日《法制日报》，有删改）

    材料三：国际上学术不端丑闻连年不断。最近的重磅丑闻则是2018年10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宣布曾在该机构任职的皮耶罗·安韦萨有31篇论文因涉嫌造假而要撤稿。由于安韦萨曾被认为开创了心肌细胞再生的新领域，这一消息震惊了全球学术界。

    再往前追溯，还有连累导师自杀的日本“学术女神”小保方晴子事件、韩国曾获“最高科学家”称号的黄禹锡的造假事件、美国贝尔实验室科学家舍恩制造的“物理学界50年来最大的造假事件”。国内也有受到广泛关注的韩春雨事件等。

    某些科研领域的学术不端很可能危及生命。在“撤稿观察”的榜单上以96篇撤稿量排名全球第二的，是德国麻醉研究者约阿希姆·博尔特，他的一大“发现”是含有某种胶质物的羟乙基淀粉可用于静脉注射。在相关论文没有被发现造假前，一些医学机构曾将此写入注射指南。但实际上人体肾功能可能因此受损，严重时可致死亡。

    从更深层次看，学术不端损害社会诚信和人们的信任，以各种手段“轻松”获得学业成绩或学术荣誉的造假者会成为坏榜样。美国也有类似案例。2010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就读的运动员马文·奥斯汀发了一条推特，引发人们对其学业成绩的怀疑。媒体顺藤摸瓜发现，从1999年开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就读的许多运动员就没有正常上课，却获得了不应有的学业成绩。舆论哗然，有关机构对这项丑闻的调查一直持续到2017年，大学进行了多项整改。

    （摘编自《学术不端是怎样的一种全球麻烦》，新华社2019年2月6日特稿，有删改）

材料一：

    今天，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已形成五大聚集区，相关投资增加明显。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政府和市场在“数字中国”建设领域的投资热度继续高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其中，各级政府的相关投资项目有超过六成投向了公共服务领域。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类企业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等五大聚集区域。在人才供需方面，中西部地区提供的大量人才，很多都流向了东南沿海省份。报告还指出了在“数字中国”发展中，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东、中、西部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再比如大数据发展非常快，但是人才跟进的速度还不够快。

国家信息中心还发布了《“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外貿增速，雨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速最快。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貿易中，中国的进口额增速，五年来首次超过了出口。（摘编自《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发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18年5月5日）

    材料二：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为4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为236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相比增速达40.5%。预计未来几年，大数据市场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

接近2/3的企业已经成立了数据分析相关部门，企业对数据分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近四成的企业已经应用了大数据。在接受调查的1572家企业中，已经应用大数据的企业有623家，占比39.6%，与2016年相比上升4.5%。

    （摘编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发布的《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8）》）

材料三：

    近期，交通出行、网络购物等诸多网络平台企业纷纷被曝出可能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购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老客户反而要比新客户花钱更多。

    “杀熟”不是新事物，并非线上独有，在线下也很常见。以到餐厅吃饭为例，你若常去某家餐饮店就餐，与店主、伙计熟悉后，久而久之，反而会出现被怠慢现象：点完莱呼叫下单，服务员却迟迟不来。

    在“互联网+”消费环境中，“杀熟”发生更频繁、实现更容易，其背后是电商营销“千人千面”技术在起推手作用。平台方会根据搜集到的用户个人资料、购买习惯等行为信息，通过大数据模型建立用户画像，然后根据画像给不同用户推荐相应的产品、服务和定价，实行区别化的价格营销策略。说到底，用户相当于被大数据算法给“算计”了，消费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正当合法权益也受到侵害。

    无论线上线下，“杀熟”其实是“店大欺客”的一种表现。这个“大”，要么是“体量大”，仗着在行业中的支配地位，产生“奈何不了我”的盲目自信，要么是“架子大”，认为“用户忠诚度”足够高，导致服务开始缩水。

    治理大数据“杀熟”等各种“店大欺客”行为，监管部门理应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堵住监管漏洞，提高违法成本；平台应坚持“以用户为核心”的互联网思维，用更多优质服务吸引用户，并且在对大数据进行商业开发时，筑牢安全保护的防火墙，加宽隐私保护的屏障。

（摘编自《大数据杀熟，是在有意“消费”消费者的忠诚度》，《人民日报》2018年6月1日）

材料一：

近年来国内外游学线路迅速升温，携程发布的2017年我国城市家庭亲子游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报名海外游学的人数增长达到70%，人均花费2.5万元。而国内游学的增长是出境的两倍，人均花费在4000元。从售卖城市的分布来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报名参加游学人数最多，一线城市排名靠前。内蒙古、宁夏、贵州、甘肃等城市是国内游学热门目的地，沙漠徒步、草原亲子、文化自然游学等产品最为火热。

在海外游学市场方面，报告显示，海外游学增长达到70%以上，人均消费2.6万元，中产家庭是海外游学的主力。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位居十大海外游学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三甲。报告预计，今年全国夏季海外游学市场规模达到80万人次，营收200亿元，国内外游学总体量预计超过300万人。

    （摘编自《今年国内游学人数激增》，2017年9月12日北京商报网）

材料二：

不久前，微信朋友圈里很火的文章《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里提到，一位在企业当高管的妈妈，月薪三万出头。可是，她最近却连新衣服都快不敢买了，原因就是孩子一个暑假就花了35000元。那么问题来了，在天津，孩子过暑假要花多少钱呢?就此“津云”——前沿新闻记者做了问卷调查，大多数网友选择了5000元以下，可以看出天津的家长们养孩子还是很淡定的。

    ①有机会您会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吗?

    ②您认为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目前孩子的教育消费，过半网友认为偏高了，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认可放养式教育的家长寥寥无几。对于暑假怎么过才有意义，网友们意见不一，但愿意遵从孩子意愿的家长也不少。从调查可以看出，天津的家长们还是比较理性的，更认同在培养孩子方面应该量力而行，对海外游学这样的高端消费盲目跟风者不多。

    （摘编自《多少钱能撑起一个暑假？天津家长很淡定：培养孩子量力而行》，2017年8月17日北方网）

材料三：

何谓“游学”?传统上，游学是游学者游历四方、寻师求学、传播思想的文化活动。早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就有“游学博闻”之语。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一边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边带领弟子读书、体验山水，并将一路的所闻、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漫游祖国各地，不仅开阔眼界增长阅历，而且壮丽山水中的灵气，也赋予了他“疏荡颇有奇气”的文风，为他写《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一直到明代的徐霞客、清初的顾炎武，这种传统代代相传，成就了中国古人知行合一的优良士风。

曾经，游学这种教育形式因费时、费力、费钱等缺点的存在，加之社会各方担心学生在游学过程中会受到意外伤害，一度有被搁置的趋势。2016年末，教育部、中国国家旅游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把“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该计划的发布和实行使游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其扫清障碍，解除后顾之忧。

从目前来看，游学传统的回归弥补了学校教育的很多不足，扩大了见闻，陶冶了情操，值得大力推广。但目前也有些游学掺杂了一些别的因素。比如有些融入了过多的商业因素变成商人赚钱的一种手段。对于这些问题，摆正心态是关键。

游学教育作为教育活动的一种形式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价值依然灿若明星，其精髓贵在知行合一，诚如青年毛泽东所言：“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摘编自《游学精髓就在知行合一》，2017年9月4日《光明报》）

高原上的“雪莲花”

夏静 刘小英

三年坚守，她用知识和爱心耕耘着70多名孩子的未来。

高原之巅，她用热情和青春守护着“高原花朵”的成长。

在海拔1800多米的湖北恩施鹤峰县中营乡，有所高原小学。三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邓丽来到这里。犹如一朵雪莲花，她为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快乐，为落后的高原小学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一个人改变一所学校

2009年8月的一天，鹤峰县已经很冷了，邓丽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小学报到。

“哇，是个女老师，好漂亮啊！”孩子们挤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探着头，用惊奇和欣喜的眼神望着这位新来的老师。

邓丽告诉记者，在她来之前，学校只有7名男老师，平均年龄54岁。

除了是高原小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之外，邓丽还为学校带来了其他“第一”：孩子们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上了英语课，第一次站上了舞台，第一次吃上了免费午餐，学校举办了第一个“六一联欢会”……邓丽的到来，给高原小学带来了新气象。

在学校，邓丽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年级的语文、四个年级的英语和全校的音乐课，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和女生寝室管理员。

“邓老师上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争着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课上，邓丽组织演讲比赛、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课下，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和孩子们一起游戏。

昔日性格孤僻的山里娃，如今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大方地表演。乡亲们说，是邓老师把爱和快乐的种子种在了娃儿们的心里，改变了孩子们的性格和未来。

只想做一名“纯粹”的老师

邓丽的到来，为寂寞的鹤峰高原带来了活力。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来到高原小学之前，邓丽在武汉有一份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工作，令不少人艳羡不已。然而，一心想做一名“纯粹”老师的邓丽，毅然决然辞掉工作回乡支教，并且主动申请来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中营乡高原小学。

“我也动摇过。”邓丽坦承，初到时，面对艰苦的环境和难熬的孤独，她有过后悔。然而，看到孩子们淳朴的笑脸、渴望的眼睛，邓丽最终坚定地留了下来，并用更多的爱温暖着孩子们。

在邓丽的学生中，有一对聋哑兄弟，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被寄放在学校。没有学过特殊教育的邓丽，让兄弟俩捏住她的嗓子感受震动，用夸张的口型、自创的手语、纸条跟他们交流。在她的悉心培养下，聋哑兄弟的成绩从20多分提高到70多分、80多分。邓丽还特别设计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手语。当聋哑兄弟哭着想妈妈的时候，当他们孤立无助的时候，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邓丽都伸出双手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

在严寒的冬天，邓丽第一个起床，到教室生火炉，挨个叫孩子们起床。她亲自给学生洗澡，“希望把她们洗得水灵灵的”。在邓丽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高原上的花朵，只要用心呵护，他们就能绽放出生命的娇艳。

“放心，老师不会走”

2011年5月，邓丽考入正式教师编制，可以提前结束资教，分配到中心学校。但孩子们的眼泪和被需要的幸福感，让邓丽又回到了高原小学。

“你们放心学习，老师不会走。”邓丽对每个孩子都这样说。今年30岁的邓丽还没有男朋友。追她的人不在少数，但都被她拒绝了。邓丽说，首先要支持她的工作，否则不予考虑。“也有人说支持我，但能一辈子吗？”邓丽没有信心。谈到资教期满后的去留问题，邓丽很坚定：“上面派人下来接班，我才会走；如果没人来，我就不会走。”

邓丽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她说，她只是想找份有幸福感的工作，山里孩子需要她，被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当她生病躺在宿舍时，聋哑兄弟向她做出“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手势时，邓丽是幸福的；当曾经自闭的两个女孩儿为她自编、自唱、自跳《邓老师活泼之歌》，作为献给她的生日礼物时，邓丽是幸福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9月9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