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流行，造成边区军民大量伤亡。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并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负责延安市、县境内的防疫卫生，还在区、乡、村设立卫生防疫小组。为防治疫病，边区政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动员党政军民捕鼠、灭鼠；建立了中央、军队、地方三大系统的医疗机构，并三令五申要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工作等。1941~1942 年又先后发布了《陕甘宁民政厅布告》及《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和隔离制度。专门成立的营养委员会对吃饭时间做了科学合理的规定，倡导粗粮要细做，号召群众参加体育锻炼，以增强免疫能力，并倡导定期举行运动会。经过努力，群众的卫生观念不断增强，边区人口的平均死亡率从60%o以上下降到30%o左右。

——摘编自陈松友、杜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

材料一

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地实行没收。被没收来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贫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材料二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分歧，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首先发言，有一些中间人士政府委员赞同他的意见，但与会多数政府委员不同意其意见，纷纷发言，坚持尽力维护佃租农民和借债人的权益。经过民主协商，文件吸收了李鼎铭等人的意见，并顺利颁布实施。

——摘编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等

材料三

新中国建立以后，为解决“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的问题，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解决了导致近代中国农村衰落的封建土地制度问题，此后则通过农业合作化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在取消农业税、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等一系列政策方针的加持下，农村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钱宁《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