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于是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均选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第一条，着眼点就是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其他监督相贯通的监察合力。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选自2018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