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有学者提出，采取“一边倒”是中共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打破西方经济封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强国力、寻找能够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的伙伴等方面的现实需要。

有些学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认同，以及对国际政治形势的估计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必然胜利的思想理论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中共的国际政治立场就是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摘自董振瑞《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研究述评》

材料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一边倒”的总特征下，新中国外交经历了一系列调整，贯穿着独立自主原则和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前，新中国坚定地实践着“一边倒”外交战略。这一外交政策使新中国获得发展机会，但也造成外交上的不平衡。这限制了新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开放性和自主性。朝鲜战争结束后，多种因素促成“一边倒”外交战略不断弱化，为新中国执行新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契机。

——摘自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习近平主席说，“周恩来，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

材料一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是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采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

材料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成为了各国和平相处的基础，是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被写入了联合国文件。直至今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在国家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周恩来积极推动我国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1956年到1965年，周恩来多次出访亚非国家，足迹遍及两大洲20余国。每到一地，他都受到热烈欢迎。他与各国领导人进行深入会谈，取得许多成果。他的亚非之行掀起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交的热潮，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团结与日俱增。周恩来也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争取与西方国家的友好交往。在中法建交、中美建交这些改变国际格局的大事件中，都有他的心血和智慧。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1976年周总理逝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8个增长到107个，且在此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付出和领导。

——孙旋《新中国外交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