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凡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迷离不易捉摸，它可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草”“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上，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个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愈限于直指的意义就愈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它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思含糊甚至于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的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读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现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格桑梅朵

    来到川藏线上这个道班的时候，正是一个凛冽的冬天，风像长了牙齿，龇牙咧嘴地向我扑来。连绵的雪山矗立在眼前，一眼望去，是意料之中的一片纯白。

    父亲在这条线上修了一辈子路，最后不得不带着一身的高原病回到家乡。临走时，也不忘将我作为他的接班人。那时，我刚卫校毕业，本有大好的前途。可军人出生的父亲，却板着一张脸，无比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你必须得去，那儿需要你这样懂医的人。

    我知道有这样的父亲，一切都是无法挽回的。在母亲的哭哭啼啼中，我没有掉一滴泪，把对父亲的怨恨装进行囊，毅然走进了这个雪山脚下的道班。

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荒凉，每年春夏时节，被大雪封了一冬的公路就格外的热闹。纤细娇艳的格桑花蓬蓬勃勃一路开到雪山之巅；连绵不断的进藏汽车排起长龙，在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上蠕动；骑行爱好者们一路欢歌，摇着清脆的铃铛，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还有那些藏族老乡赶着自家的牛羊，从从容容地跨过公路，辗转到别的草场……

    公路上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养路工人最繁忙的时候。这段28公里长的川藏线是属于我们道班管辖的，为了能保证这条路畅通，李大姐他们天不见亮就得起来去清理路面，然后再回来吃早饭。

    通常这个时候，我都还在睡懒觉，他们知道我憋屈，也不叫我出工，由着我的性子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不属于这里的，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因此我也放任着自己，我要让我的父亲知道，是他毁了我的一生。

    直到有一天，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接着是李大姐的呼喊：“幺妹儿，快起来，要出人命了。”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只见几个藏族老乡抬进来一个老阿妈，呼吸急促，脸色乌青。我被这慌乱的场面吓住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老阿妈的呻吟瞬间战胜了我的犹豫，我从床下拿出急救箱，给老阿妈吸上氧，打针，拿药，倒水，喂药，一连串的动作再自然不过了。

    不一会儿，老阿妈终于缓过气来，她忽然跪在我的面前，不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吓得我直往李大姐的身后躲。

    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道班的屋顶上看远处盛开的格桑花，一个部队的车队从道班门口浩浩荡荡驶过。这时，一辆军车靠边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年轻的士兵，对正在修路的李大姐他们比划着什么。

    忽然，李大姐抬起头，朝我大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房顶上跳下来问：“喊我干啥子？”

    那个士兵递给我一个栽有格桑花的罐头盒说：“谢谢你救了我阿妈，这是生长在五千米雪山上的格桑梅朵，送给你。”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跑掉了。

    我只知道这花叫格桑花，却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格桑梅朵，好有诗意的名字。我把那盆格桑花放在窗台上，问李大姐：“格桑梅朵是什么意思？”

    李大姐说：“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的意思，你那盆花在藏族人眼里就是吉祥幸福的花。”

    以后的日子，那个藏族士兵每次进藏都要为我带回一个栽有格桑梅朵的罐头盒。渐渐的，娇艳的格桑花开满了我的窗台，在花香里，所有的烦恼抑郁全都逃遁了。

    终有一天，为我送格桑梅朵的不再是那个满脸高原红的藏族小兵，而是他的战友。我问他的战友，那个小兵哪儿去了？战友先是支支吾吾，最后才说，他牺牲了。

    战友红了双眼，哽咽道：“就是这次进藏，突遇暴风雪，道路塌方，嘎旺他们的车就翻下了悬崖……”

    我不知道那个战友是何时离开的，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

    李大姐安慰我说：“别伤心，在这几千里的川藏线上这样的事已是家常便饭。你爸爸曾说过，我们守路的人一定要守好这条路，才能让行路的人更加安全，让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美满。”

    整整齐齐摆在窗台上的格桑梅朵，在暖暖阳光下，绽放着。似乎在告诉我，父亲和千千万万的养路工人是在用生命浇灌着更多人的格桑梅朵。

（选自《2014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汪先生

蓝月

    说起汪先生，梅镇上年长点的都认识。但要说汪先生的家世，没几个能说得清。那一年，汪先生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就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无声无息降落在小镇上，并深深地扎根，这根不仅扎在了小镇，也扎在了小镇人的心里。

    公立学校红旗小学的孩子们被告知来了一位新先生。这个消息，让孩子们雀跃不已，他们又可以捉弄一下新先生了。

    这一天，孩子们就像采花的小蜜蜂“嗡嗡嗡”的喧嚣着，抻长了脖子往外看，兜里都揣着各式“见面礼”。

    但是新先生一进教室，孩子们捂在兜里的小手愣是没有拔出来。这位高高瘦瘦的先生穿着七成新的军装，挺直的鼻梁上驾着一副黑框眼镜，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军装的衬托，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精神气。此刻，先生的目光正透过眼镜片向孩子们扫视，这眼神就像两道闪电，不，确切的说是两发炮弹，狠、准、稳，不容你半点反抗。先生微微一笑，刚毅的脸有了柔和的曲线，标准的普通话在薄薄的唇中吐出：孩子们，我是你们新来的班主任。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自己，我姓汪叫汪其睿。说着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黑板上的这三个字又让孩子们傻了眼，这三个字横如傲天雄鹰，竖如立地苍松，撇如狂风卷沙，捺如遁地狡兔。汪先生放下粉笔继续说，我带过兵，打过仗。当兵打仗是为了把小日本鬼子赶回老家。现在我被派到这里，来这里干什么呢？还是打仗，是要带领同学们去攻占文化知识的高地，因为建设新中国没有文化不行。你们有信心吗？

    有——讲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吸引了几位先生的好奇，也过来观看。

    梅镇人在孩子们的描述中，知道了这个与众不同的汪先生。

    汪先生堪称美男子，身材挺拔，面目俊秀，尤其是那口整齐的白牙，张嘴一笑就闪现珍珠的光芒。汪先生的妻子却让所有梅镇人大跌眼镜，这位女子显然是个农村人，五短身材，皮肤黝黑，还瘸着一条腿。可是从汪先生看妻子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两夫妻感情很好。

    面对人们的疑虑，汪先生讲述了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那一年，汪先生经过一个山村时又冷又饿晕倒了，被一个上山打柴的姑娘看见了。姑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汪先生背回家，可是当时汪先生冻僵了，滴水难进。没办法，姑娘顾不得女孩家的清誉，硬是用身子的热量把汪先生救了回来。临别时汪先生对姑娘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娶你。这个姑娘就是汪先生的妻子。

    好一位有情有义的汪先生！

    梅镇人远远地看见汪先生就会和他打招呼，还有人把一些瓜果蔬菜，萝卜干啥的悄悄地放在汪先生的小院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大喇叭的不断咋呼，气氛突然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人们怎么也想不到，备受尊敬的汪先生居然是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俘虏兵。人们的神经绷紧了，汪先生的身份可疑，就凭他那么会蛊惑孩子，证明他真的不简单。说不准是暗藏的特务，想从孩子们身上下黑手呢！

    这天，天空铅云密布，老天攒着眉，似乎正在酝酿着什么心事。

    汪先生抑扬顿挫的讲课声从教室里响起，一群戴着红臂章的人气势汹汹地跑来，为首的一甩手，把特务汪其睿抓起来！孩子们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汪先生手一挥，慢！别吓着孩子，我自己会走。回过头温和地说，同学们，你们自己复习课文。说完迈着稳健的步伐昂然走出，人群竟一时呆愣了，待汪先生走出后才幡然醒悟，闹囔囔跟在后面。

    汪先生被扒去衬衣，让人惊奇地是汪先生皮肤细腻，没有一点战争留下的痕迹。打仗能不受伤？这就是问题。汪先生被押上街道，戴着又尖又高的纸皮帽子，一双手被涂满了墨汁。

    头目喊着，举起你的黑手，说你是特务，是国民党暗藏的黑手。

    汪先生坦然一笑说，我不是。

    “啪啪。”汪先生白净的脸上挨一通结实的耳光。汪先生感觉嘴里有咸咸的东西流出，吐一口在手心，血唾沫里竟然躺着两颗牙齿。从这一刻起，汪先生闭了嘴，任凭他们折腾，送去关牛棚，汪先生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妻子看见汪先生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难过得眼泪啪嗒啪嗒掉。汪先生看着妻子，爱怜地说，放心，我不会有事，你好好保重等我回来。

    这种日子还是死了好！同室的一个小伙子脑袋使劲撞着墙。这位小伙子因为俄语说得好被扣上了间谍的帽子，沮丧得一直想自杀。汪先生递给他一支烟，说，夜终会过去，生命是等待的本钱。好好珍重，你的路还长着那。汪先生一脸坦诚，消瘦的脸上挂着微笑，眼睛望向夜空，漆黑的天空，繁星闪烁。

    荒诞的岁月被春风抹去，汪先生回到了阔别的家。第二天，汪先生就又站到了讲台上。

    可能是因为愧疚吧，梅镇人对汪先生更加敬重了。而汪先生又变得善谈起来，他说的最多的是抗战时候的故事。当有人说起谁谁谁那时候打过他，汪先生淡然一笑说忘了，忘了。还有人问汪先生，那时候你的身体那样差，现在怎么啥病也没有了？汪先生再次笑了，他说，我的病，在那时候都生完了。

开合之间

朱以撒

    每年的农历六月七月，时晴时雨，出门便取一把伞，握在手中，有时走了一个上午，无一滴雨。有时想在空旷地晨跑时安心一点，便握一把伞出去，而雨来了，撑着伞跑，滴滴答答作响，远处的人看我，犹如一朵黑蘑菇在移动。这样跑起来的效果会更好，来自风雨的阻力，使人付出的力量更大，要努力向前，又要保持平衡，更有一种因风雨而生的豪情。

    人在伞下有一种安全感，薄薄的一层伞布，或者伞纸，可以使人一身干爽，更使人一身从容，像个斯文人了。

    我从山区回到城市时，有人送了一把伞。之前的十年都是戴斗笠。斗笠简单结实，人头正好顶在正中凹处，如榫入卯，然后以带子系紧于下巴。插秧时节田间会有许多移动的斗笠，时而立起，时而俯身，动感生焉。那时清贫，爱美之心尚有，便有人拿了红油漆来，让我画个五角星，再题上“灵地公社姚坊大队第五生产队某某某”，美观之余又可以防盗。一个人戴上斗笠变得质朴，透着几分土气，只有下放干部才穿戴整齐撑着伞，到这里来检查工作，或者到公社开会。一把伞撑着就是一种身份，像是穿长衫的人，而非一身短打，冒冒失失。一个人有一把伞了，就想着，怎么还不下雨，最好天天下雨，撑着伞到村头村尾走几趟。可是伞的主人也有隐忧，总是有人来借伞。借呢?还是不借呢?借的人也是理由充足的，都是比较隆重的场合。但伞借给别人却是另一种心情，也许还回来时已经破了两个洞，或者一条伞骨折了。

很快，斗笠隐退，城市的雨天都是伞。要在一个城市找到一个斗笠并非易事，有人到山区收集一些用过的斗笠，钉于墙上，它们不再实用，成了一种记忆。斗笠不做了，制伞的能力就极大地提升，不仅量多而且技高——只要轻轻按动按钮，砰的一声，蘑菇云打开；收起后一拍，一下子缩回一半，收入包里。每一家的伞都多了，有朋友来，临走时下雨，便可以很慷慨地送他一把，说，不必还啊。如果说以往的手工油纸伞还有收藏的价值，那么机制伞就只有使用的份儿——谁会费时费神去找修理的作坊?昔日持守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朴素作风，是因为经济如一潭死水——新的出不来，只好一直在旧物上下功夫，修补是人类旧日生活的方式之一，就像摔了一个碗，找个懂行的人把它锔起来——这样，你会看到家中都是被修补过的痕迹时，宛如有一种时光停顿的感觉。现在，伞大批量地生产，任你撑着行于雨天，行于盛夏。

    到学校上课，见到每位学生都撑着一把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花伞。如果比较固定，可以凭着伞的颜色在人群中找到她。

    影视剧中不时有墓地告别的情节——一个人故去，一群人告别，皆一身黑，手上还有撑开的一把黑伞。黑色使墓地的气氛更为阴晦、紧张。一把黑伞可能没什么效果，许多黑伞聚于一处，就显得凝重。

    人如伞——我们会把很有能量的人比喻为伞。一个人有牢狱之灾，由于有一把伞庇护他，使人奈何不得。伞小人少，伞大人多，风来雨往，岂能无伞？“伞”与“散”如此音近，待到伞散了，人也散了，阳光照射进来。

    一把伞撑开来有一股大气，收起来又有一缕落寞，开开合合，没有定时，就像一个人，人生无多变数多。

    100年前，中国大地      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磅礴之力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心，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多地体现为“家国情怀”，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   ， 全国民众奋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 ）。五四时代的青年们心怀天下，为济世救民，不惜       ， 慷慨赴难。秉承五四精神，家国同构，以复兴宏愿激发个体的神圣感，借此建立起当代青年的精神支撑和奋斗动力 ， 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这才是五四精神最大的当代价值，也才是我们对五四运动100周年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