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宝：建筑为了什么

徐百柯

    建筑史也许该记录这样一次有趣的饭局：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

    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

    杨廷宝的学生回忆，他常常提诸如此类的“小”问题：人的最小空间是多少？人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多少？一张八个座位的餐桌至少需要多大空间？桌椅的高度该是多少？门把手和门锁装在什么高度才合适？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钢卷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随时记下他所需要的尺寸或画下他认为值得参考的速写。

    坐在车内，他有时会指着车窗外的城市建筑问学生：这样的处理，合适不合适？好不好？给建筑系学生讲演，学生期待着听这么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大谈设计，他却告白：“我来说说台阶的踏步怎么做，好吗？”然后讲了一大通踏步尺寸与人体的关系云云。

    后人怀念他：“总之，他一直在关心着建筑师为人类提供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是否合理、合法、合用。”

    清华大学图书馆被视为三代建筑师“契合”的经典作品，1919年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12年后由杨廷宝设计扩建，1982年由清华名教授关肇邺第二次设计扩建。关肇邺曾经回忆自己初次见到清华图书馆时的情形。抗战刚胜利，以清华园为伤兵医院的日军撤走不久，到处荒草没膝，满目疮痍，图书馆内大理石地面上满是血污，杂物狼藉，然而“外表的凄凉”丝毫不能掩盖这座建筑一二期设计浑然一体的“内质的壮美”，使人“久久不忍离去”。

    关肇邺在杨廷宝的扩建设计中读出了“一种整体思想，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的设计理念”。这样一种理念，正是当下中国建筑和整个社会所稀缺的。关肇邺感叹：“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对不少建筑只想夸张突出自己，标新立异，不顾整体关系的抱怨。这在商业街区上为广告宣传的目的使然，倒也罢了。但这种风气已蔓延到政治性、纪念性、文化教育性建筑中去，实在不能不说是建筑学的一大误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建筑的拥有者、投资商以此来显示炫耀自己；一些建筑师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此突显、表现自己。受害的则是我们的城市整体形象及其潜移默化对社会思想的侵蚀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建筑界热衷搞“大屋顶”，断言这样才算继承民族传统，才具有中国气派。北京市的规划部门甚至规定，不做大屋顶方案，就不发施工执照。然而杨廷宝说：“我不反对大屋顶，但那太浪费钱了。我们搞设计，不能赶浪头、随风倒。”

    于是他“顶风”设计了简约美观的北京和平宾馆。这个后来成为中国公共建筑之典范的作品，当时却差点儿被人当作“靶子”来批判，幸亏周恩来发话：“这个建筑不是设计得很合理吗？这座宾馆解决了问题了嘛！”

    杨廷宝说“不反对”，确是由衷之言。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风格，正是当年他和吕彦直、刘敦桢等一批建筑师开创的。他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但始终热爱中国那些亲切的带着乡土味的东西，比如天津泥人张的手艺、北京天桥的叫卖……

    为了讨教古建筑的秘诀，平时连纸烟也不抽一口的他，可以陪老工匠躺鸦片馆，亲手为老工匠烧烟泡，被熏得够“呛”。事后讲起来，他也并未眉飞色舞，而只是带着他那诚笃的微笑。

    毫无疑问，杨廷宝属于最配得上“建筑师”称谓的那一类人。人们说，杨老是实干家，最愉快莫过于工作，最难过莫甚于无所事事、相对谈玄。“文革”中，他被戴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高帽，关过牛棚，后来又被“解放”，树为“样板”，又是采访又是拍照，使他疲于应付；业务上，却无人理会，他被冷在一边。

    这样的日子里，他的学生记得一个场景：70多岁的老人，用钢笔在大约一尺见方的纸上画着，是一幅精心的设计方案鸟瞰图，线条仍然稳练，但手有点哆嗦。

    余珊，字德辉，桐城人。正德三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庶吉士许成名等罢教习，留翰林十七人。珊以为滥，疏论之。语侵内阁 ， 不纳。巡盐长芦，发中官奸利事。为所诬，械系诏狱 ， 谪安陆判官。移知澧州。世宗立，擢江西佥事，讨平梅花峒贼。迁四川副使，备兵威、茂。嘉靖四年二月应诏陈十渐:纪纲之颓，风俗之坏，国势之衰，外裔之强，邦本之摇，人才之凋，言路之塞，邪正之淆，君臣之暌，灾异之臻。

    “此十者，天子有一，无以保四海。陛下圣明，何以致此，无乃辅弼召之欤。窃见今日之为辅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变，下召民灾，中失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于鱼烂不已。愿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学士杨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学士石珤者，并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闻献皇帝①好贤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议礼诸臣，一言未合，辄以悖逆加之。谪配死徙，朝宁为空。此岂献皇帝意？非其意，虽尊以天下，无当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骏奔清庙，以慰献皇帝在天之灵哉!”疏反覆万四千言，最为剀切，帝付之所司。其所斥辅弼第一人，谓费宏也。珊律己清严，居官有威惠。外艰归，士民祠之名宦。后副使胡东皋谒祠，独顾珊叹曰:“此吾师也。”服阙，以故官莅广东。终四川按察使。

【注】①献皇帝：兴献王朱祐杬，明宪宗之子，明世宗嘉靖帝的生父，被追封为兴献皇帝。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弘治中，授编修，寻兼司经局校书。与修《大明会典》成，迁左中允。武宗立，以东宫恩，进左谕德，充讲官，纂修《孝宗实录》。时词臣不附刘瑾，瑾恶之。谓《会典》成于刘健等多所糜费镌与修者官降珪修撰俄以《实录》成进左中允再迁翰林学士历吏部左右侍郎 正德六年代费宏为礼部尚书。礼部事视他部为简，自珪数有执争，章奏遂多。帝好佛，自称“大庆法王”。番僧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中旨下部，称大庆法王与圣旨并。珪佯不知，执奏：“孰为大庆法王？敢与至尊并书，大不敬。”诏勿问，田亦竟止。珪居闲类木讷者。及当大事，毅然执持，人不能夺，卒以此忤权幸去。教坊司臧贤请易牙牌，制如朝士，又请改铸方印。珪格不行。贤日夜腾谤于诸阉间，冀去珪。御史张羽奏云南灾。珪因极言四方灾变可畏。八年五月，复奏四月灾，因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灾变六十九事。今自去秋来，地震天呜，雹降星殒，龙虎出见，地裂山崩，凡四十有二，而水旱不与焉，灾未有若是甚者。”极陈时弊十事，语多斥权幸，权幸益深嫉之。会户部尚书孙交亦以守正见忤，遂矫旨令二人致仕。两京言官交章请留，不听。珪归三年，御史卢雍称珪在位有古大臣风，家无储蓄，日给为累，乞颁月廪、岁隶，以示优礼。又谓珪刚直忠谠，当起用。吏部请如雍言，不报。而珪适卒，年五十七。嘉靖元年录先朝守正大臣，追赠太子少保，谥文毅。

（节选自《明史·傅珪传》）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 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 ， 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元行钦，幽州人，为刘守光裨将。与李嗣源战于山北，身中嗣源七矢。拔矢而战，反中嗣源。屡败，乃降嗣源。嗣源谓其壮士，以为养子。从战，数立功。庄宗闻其骁勇，取之为散员都部署。庄宗与梁军战，军败而溃，梁兵数百追及，攒槊围之。行钦驰一骑，夺剑断其二矛，斩首一级，梁兵解去。庄宗持行钦泣曰：“富贵与卿共之！”由是宠绝诸将。

    赵在礼反，庄宗以为邺都行营招抚使，将二千人讨之。行钦以诏书招在礼。在礼登城谓行钦曰：“将士经年离去父母，不取敕旨奔归，追悔何及？若公善为之辞，尚能改过自新。”行钦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过必当赦宥。”在礼再拜，以诏书示诸军。皇甫晖从旁夺诏书坏之，军士大噪。

    行钦攻邺无功，庄宗欲自将以往，群臣皆谏止，乃遣明宗①讨之。明宗军城西，行钦军城南。而明宗军变，与在礼合。行钦闻之，退屯卫州，以明宗反闻。庄宗遣李从璟驰诏明宗计事。从璟，明宗子也。行至卫州，而明宗已反，行钦乃系从璟，将杀之，从璟请还京师，乃许之。明宗引兵南，行钦率兵趋还京师。从庄宗幸汴州，行至荥泽，闻明宗已渡黎阳，庄宗复遣从璟通问于明宗，行钦以为不可，因击杀从璟。

    明宗入汴州，庄宗不得进。庄宗谓行钦曰：“卿等从我久，富贵急难无不同也。今兹危蹙，而默默无言，坐视成败。我至荥泽，欲单骑渡河，自求总管，卿等各陈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钦泣而对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抚养，位至将相。危难之时，不能报国，虽死无以塞责。”因与诸将百余人，皆解髻断发 ， 置之于地，誓以死报，君臣相持恸哭。

    庄宗崩，行钦出奔，为野人所执。刺史石潭折其两足，载以槛车，送京师。明宗见之，骂曰：“我儿何负于尔！”行钦瞋目直视曰：“先皇帝何负于尔！”乃斩于洛阳市。

    呜呼！死之所以可贵者，以其义不苟生尔。方明宗之兵变诸将未知去就而行钦独以反闻至于断发自誓其诚节有足嘉矣及庄宗崩不能自决而反逃死以求生终于被执而见杀其言虽不屈，而死非其志也，乌足贵哉！

（节选自《新五代史·元行钦传》）

【注】①明宗：李嗣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