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题

席慕容

在旧的户籍法里，孩子都跟从父亲的籍贯，并且视为理所当然。因此，长久以来，我们家里就有三个山西人，一个蒙古人。

其实，在台北出生，在新竹和龙潭长大的这两个孩子，从来也没背负过什么“血脉”的包袱。在家里，他们对我那种不时会发作的“乡愁”，总是采取一种容忍和观望的态度，有些许同情，然而绝不介入。慈儿甚至还说过我：

“妈妈，你怎么那么麻烦？”

想不到，这个多年来一直认为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有一天忽然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我说：

“妈妈，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会哭了。”

那是纽约州的午夜，她刚听完一场音乐会回来，从宿舍里打电话给我：

“今天晚上，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图瓦共和国的合唱团，他们唱的歌，我从前也听过，你每次去蒙古，带回来的录音带和CD里面都有。可是那个时候什么感觉也没有，为什么今天晚上他们在台上一开始唱，我的眼泪就一直不停地掉下来？好奇怪啊！我周围的同学都是西方人，他们也喜欢这个合唱团，直说歌声真美，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歌声除了美以外，还有一种好像只有我才能了解的孤独和寂寞，觉得离他们好近、好亲。整个晚上，我都在想，原来妈妈的眼泪就是这样流下来的，原来这一切根本是由不得自己的！”

然后，她就说：

“妈妈，带我去蒙古。”

那是1995年的春天，因此，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动身了。先到北京，住在台湾饭店，准备第二天再坐飞机去乌兰巴托。那天晚上，我们去对面的王府饭店吃自助餐，慈儿好奇，拿着桌上的菜单读着玩，中式的什么“广州炒饭”、“扬州炒饭”，和台北的菜式也没什么差别，我问她要不要试试？她说没兴趣。

因为对她来说是第一次，所以，到了蒙古，我特别安排住在乌兰巴托饭店，房价虽然比较贵，但是饮食可以选择西式或者蒙古式，慈儿还觉得我多虑了，她其实什么都可以吃。

这句话好像说得太满了一点。等到过了几天，我们飞到更北的布里雅特蒙古共和国时，她胃里的“乡愁”就慢慢出现了。到了离开乌兰乌德的旅馆，开车穿越山林到贝加尔湖，住进了画家朋友在湖畔的木屋的那几天，慈儿真可说是什么都吃不下去了。眼前的风景是美得不能再美的人间仙境，然而每天的食物却是蒙古得不能再蒙古的传统滋味；羊肉、马奶酒还都是小事，有一天竟然在野鸟静静回旋、野花怒放的河边现杀现烤羊肝给她吃，晚餐桌上是画家的夫人、女儿和女秘书忙了一个下午灌好的血肠，煮了满满的一大盘，大家都劝我的女儿要多吃几口。临睡之时，慈儿悄悄在枕边对我说，这几天晚上她都在默念王府饭店的菜单，回北京之后，可不可以去点一客扬州炒饭？

当然，这个愿望不久就实现了，在王府饭店的餐厅里，慈儿的快乐是看得见的。后来，我去德国时，就一五一十都转述给父亲听，想不到父亲听到羊肝和血肠时却忽然轻轻叹了口气，无限向往地说:“唉！那可真是好东西啊！” 

方块汉字前途之争

汪品先

    方块汉字的前途，是我国知识界争论的百年话题。

    对于汉字的批评，首先来自其复杂难学，历史上只为少数人所掌握。“五四”运动后推行白话文、拟定注音字母，进一步的主张就是废除方块字、实行拼音化。然而建国后的实践表明：通过汉字简化和义务教育，汉字完全可以为大众所掌握，本身并不是造成文盲的主要原因。

    时至今日，废除方块字的主张不再活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方块字不适合于科学表达，不如拼音文字那样逻辑分明，因此汉字可以用来传承文化而不适用于发展科学。其实这里混淆了科学发展的传统背景和语言载体本身的特色。国人撰写的学术论文，无论用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往往有着论证不严、逻辑不清的毛病，这里既有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遗传病，也有在近代封闭条件下形成的恶习惯。文字无辜，这些毛病不该记在文字头上。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各种文字的前途提供了重新排队的机会。对于二进制的计算机编码而言，一个汉字只相当于两个拼音字母。同一个文本，汉字的篇幅最短，输入计算机的速度也最快。汉字直观，承载的信息量远大于拼音文字。更重要的是汉字信息熵最高，有限数量的方块字经过搭配，可以构成无限多的新词；而依靠拼音字母的英文，需要不断制造新的单词才能表达不断出现的新概念。因此，汉字常用的只有几千字，而英语的词汇量早已超过40万，在应对新概念大量涌现的科学发展中并无优势。

    语言是文化传承的主角，以汉语作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在科学创新中应当具有潜在的优势。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几千年而不衰，其中必有原因。值得参考的是犹太民族，三千年历史有两千年流离失散，却始终坚守着犹太教和希伯来文。在外界压力下，犹太人凭着对知识和智慧的重视，以一千多万的人口，赢得了世界四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华夏文化同样具有尊重知识和智慧的传统，是不是也在深处蕴藏着科学创新的基因，从而也有问鼎世界科学顶峰的前景？（选自2015年2月27日《文汇报》，有改动）

与草化敌为友

陈立明

       ①草是庄稼的敌人。庄稼是父亲的心头肉。草跟父亲势不两立。

       ②草长在庄稼地里，与庄稼争抢养料、阳光和雨露，那些草明着是长在庄稼地里，暗里其实是长在父亲的心头，汲取父亲的血脉。

       ③父亲头顶烈日，一锄一锄把草锄掉，庄稼欢天喜地，而草则恨意浓浓，它们无处躲，没处藏，被父亲连根锄起。父亲背着手像个将军一样走在田埂上，眼睛锥子一样，锋利地扫过庄稼地，瞄到一株草，哪怕是微小的一株，他也会三步并作两步，径直冲到草面前，拨开庄稼，掐住草的七寸，把它连根拔起，撂在田埂上晒太阳。

       ④父亲与草，草与父亲，势不两立。

       ⑤父亲老了，种不动地了，只好放下高高挽起的裤管，洗净双脚上沾染的泥土，跟随儿女进城。父亲进城，庄稼们挥泪告别，草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得意扬扬地说:到城里待着去吧，再不要回来！

       ⑥进了城的父亲，起初有些坐卧不安。他对那些没人打理的土地，盈满了牵挂。父亲常情不自禁地唠叨，那些地没了娘老子，成了没人管的孩子，草就疯了，多好的地，一年收多少粮食啊……

       ⑦有次下班回家，吃惊地发现，阳台上多了几盆花。花是父亲倒了几趟车，去花市买的。父亲进城后，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也不会走离小区太远。这座城市对于父亲来说，大到没有边际，所有的路和楼都是一个面孔，他怕迷路，走丢了，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⑧每每这时候，父亲就会想念乡下的老家，在那里，每一条路父亲都是熟悉的，就像熟悉自己的每条血管一样，熟悉每条路的走向，熟悉到闭上眼睛也不会迷路。而离开了土地，父亲就像航船失去了罗盘与群星的指引，迷失在钢筋水泥的汪洋之中，不知去向。

       ⑨父亲每天都会亲手打理那几盆花，就像对待上幼儿园小班的孙子一样，充满了爱怜和疼惜。但对于从花盆角落里悄悄冒出来的几株草，父亲一如当初对待大田里的草一样，毫不留情地连根拔起，重重地摔进垃圾桶。

       ⑩父亲以照顾庄稼的细密的心思，照顾着盆里的花。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花没多久就枯萎凋敝了。花的骄矜，显然大大出乎父亲的预料，也让父亲有些失望，这更加勾起了父亲对皮实的庄稼的念想与回味。

       ⑪花枯萎了。父亲找来一些大蒜，把它们种在花盆里，又到菜市场买来一些香葱种在里面。果然，这些蔬菜比那些花儿好侍弄多了，浇了一些水后，便葳葳蕤蕤长起来。等到长大一些，就有些发黄了，显然是肥力不足，那些花草专用的混合物跟泥土相比，单薄了许多，让蒜和葱营养不良，枯黄瘦小。

       ⑫后来，父亲趁着回老家的机会，背了半袋子大田里的泥土过来。拔除了那些营养不良的蒜和葱，一盆一盆地装满泥土，摆在阳台上晒着。父亲是打算让泥土吸饱了阳光，然后种上蔬菜。父亲叫我帮着从网上买点黄心乌种子，我给忙忘记了，父亲可能以为我不想他在阳台上种菜，就没再提过。

       ⑬等我想起来，从网上买回来黄心乌种子时，几个花盆里细细密密地长出了许多不知名的小草。父亲经常用淘米水浇灌那花盆里的土，我猜那是为了把土喂肥了，好种上黄心乌。可黄心乌还没种进去，那些草却在淘米水的滋养下先一步出生了，且长得极快，很快就把花盆铺满了，嫩嫩绿绿的，一派生机。

       ⑭我以为父亲会毫不留情地拔了那些草，种上黄心乌，不仅可以观赏，长大了还可以拔出来炒着吃，而且是没有污染的原生态蔬菜。然而过了很久，也没见父亲把那些黄心乌种进花盆。

       ⑮那些草已经长得老高，有的都已经打苞要抽穗的样子。父亲有事没事就躺在阳台的躺椅上，祥和地打量着那些草。父亲温柔的目光已然没有了对草的“仇恨”，反而多了一份欣喜和眷恋。

       ⑯父亲与草和解了，面对面坐着，就像深交多年的老朋友，彼此都不说话，却没有半点疏离。我不知道是什么消解了父亲与草之间的仇恨，是硬冷的城市，还是父亲心头对田野的思念？

       ⑰但不管怎样，化敌为友总是一件让人走向平和豁达的光明路径。那些生命力顽强的草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幸福地生长着，无忧无虑，陪伴着孤寂的父亲，消融了高楼大厦的硬冷，成了一道温暖的风景……

天空没有多余的星星

李云迪

    李忠义是一个工人。

    他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活得也很艰难。他从小患有腿疾，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个子不高，头发有些发白，近乎丑陋的脸上还有一块疤。因为腿疾，单位安排他当收发员，无非是分发报纸信件。李忠义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后，就常到工地去转转。技术活他插不上手，可他总能找到自己能干的活儿：道路坑洼他去填平，排水沟堵了他去疏通，散落的砂石他细心地堆积成方，散放的管材他整理成行。他眼里总有活儿。夏日，酷暑难当，他主动去食堂帮厨，吃力地把解暑的绿豆汤担到工地，自己渴了却忍着不喝。冬日，他常常夜半巡夜，生怕工棚生火酿成事故。每天清晨大家走出工棚，总会看到皑皑雪地上，有一串串高低不平的足印。

    他文化水平不高，却在工地醒目的地方立起一块黑板，用他笨拙的字迹，将每日新闻、安全警示和天气预报写在上面，虽然版面不很美观，却很受工友们的欢迎。

    别人有困难他跟着着急，别人高兴他跟着快乐，别人痛苦他也跟着痛苦。一次，一个工友半夜发烧，他背着工友顶着风雪去医院，跛着腿跑来跑去，整整陪护了三天。工友病愈出院了，他却病倒了，一病就是一星期。

    大凡地位卑微的人头就扬不起来，位尊显贵的人头就低不下去。李忠义却在命运面前不低头，也从不抱怨生活对他的不公。他充实地、忙忙碌碌地打发每一天，用他炽热的胸膛温暖冬天，用他辛勤的汗水融化冰雪。一次，工会到工地放露天电影，放到一半时，风把银幕掀落，正在大家焦急之时，只见一个笨拙的身影，蹬着“巴驹子”攀上柱顶，吃力地把银幕重新拉好。电影又重新放映，场内响起掌声。

    可就在那个冬季的一天，李忠义值了一宿夜班，不知是过于劳累，还是那天风雪太大，经过一个无人铁路道口时，竟被呼啸而来的火车刮倒，被人发现送往医院，已经无救了。一个普通而平凡的生命，在一个朦胧的冬晨消失了。

    送别的那天，工友们都来了，他们穿着汗渍的工装，甚至有的还背着工具，戴着安全帽，他们要最后送他一程。悼词写的是什么他们没有听到，哀乐从哪里飘来他们没有听到，只听任奔涌的泪水顺颊而下，淋湿了衣衫，打湿了脚下的土地。李忠义需要休息了，他安详地合着双眼，那花白的头发在人们无尽的哀痛中，似乎还在微微抖动，像一朵成熟了的蒲公英，飘飞在瑟瑟的寒风中。

    他的生命太短暂了，没有壮怀激烈；他的人生太淡然了，没有光华闪烁；他的业绩太平凡了，没有风云叱咤。李忠义是一个工人，但更是一个好人，在工友的心中，他就是一座山、一条河。

    天空就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那么多的星星亲密地依偎在一起，不管大的小的、远的近的，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云彩遮住了它们，它们也会躲在后面熠熠发光。

    天空没有多余的星星。

（选自《读者》2011年第3期）

最后的常春藤叶

【美】欧·亨利

    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住着不少画家，他们寻求朝北的窗户以及低廉的房租。苏艾和琼珊也在此合租了一个房间。

    年底，肺炎在不断蔓延，琼珊也被感染了。她病得很重，躺在一张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窗对面的空墙。

    一天早晨，医生对苏艾说：“要治好，可能只有一成希望，这全在她自己要不要活，她是满肚子以为自己活不成了。人不想活，任何药都无效。”

    医生走后，苏艾伤心地痛哭一场。屋子里，琼珊一动不动地躺着，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艾走进来的时候以为她睡着了。忽然，传来一个低微的声音，重复着，苏艾快步走到床边，琼珊的眼睛睁得很大，望着窗外，数着：“9，8，7……”

    苏艾看着窗外，满是疑惑：有什么可数的呢？一个空荡荡的院子，一堵空墙，一棵衰败的常春藤，藤上的叶子几乎都被吹掉了，只剩下些光秃秃的枝条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6，”琼珊几乎已是耳语，“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一百多片。又掉了！只剩五片了。”

    “五片？什么？”

    “叶子。等最后一片掉下来，我也就要去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哟，那些破叶子跟你的病有什么相干？不要说傻话了。医生今天早晨还说你就快好了。喝点汤吧！”

    琼珊直盯着窗外说：“不，我不想喝。又落了，只剩四片了！等最后一片掉下，我也就去了。”

    “琼珊，答应我不要瞧窗外。行吗？”

    琼珊闭了眼睛，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

    “你睡会儿，我去把贝尔曼叫来，给我当那幅‘老矿工’的模特儿。”

    贝尔曼是个画家。他年过六十，画画四十年，总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到现在也没有动笔。他除了偶尔画点广告外，什么也没画。他喝酒毫无节制，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苏艾走进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小屋，他满嘴的酒气，两只发红的眼睛迎风流着泪。苏艾把琼珊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他嗤笑道：“世上竟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常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哎，可怜！”他喊道。

    他们一起上楼，琼珊睡着了。他们不由得瞅着窗外那棵常春藤，都默默无言。贝尔曼当完模特就走了。大片的雪花伴着寒冷的雨不停地落下。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琼珊第二天早晨醒来就低声地命令苏艾。

    然而，看呀！一夜的风吹雨打，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常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靠近茎部仍是深绿色，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最后一片！我以为它不在了。今天它一定会落，我也会死的。”琼珊说。

    白天总算过去了。暮色中，那片孤零零的藤叶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夜里，北风呼啸，拍打着窗户，雨水从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亮，琼珊就吩咐苏艾拉开窗帘。那片枯藤叶仍在那里。琼珊躺着，盯着看了许久。“苏艾，我是个坏女孩。想死是有罪的，天意让那片藤叶留着来证明我的坏。你给我拿点汤来吧！”她突然喊道。

    下午，医生来了，临走对苏艾说：“她很快会好的。现在我得去楼下看另一个病人，他叫贝尔曼，也是肺炎。但年纪太大，病得很重，恐怕治不好了。”

    房间里，琼珊正平静地靠着床织一条蓝色披肩。“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亲爱的！”苏艾走过来抱着琼珊说，“贝尔曼先生患肺炎今天在医院里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从我们这儿离开后的第二天早晨，门房发现他痛得动弹不了，全身也都湿透了。他们不清楚他究竟去做了什么。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得满地的画笔，一块涂抹着绿色和黄色颜料的调色板……亲爱的，瞧瞧，墙上那最后的一片藤叶。再想想，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都从来不摇一摇呢？哎，这片叶子才是贝尔曼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选文有删改）

希望，本身就是一味良药

王葵

①心理健康研究领域，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问题”取向的研究偏好。以焦虑抑郁、恐惧为主题的研究，要远远多于以希望、信心、爱为主题的研究，因为科学探索总是以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

②确实，在人们的认知中，问题还没有解决，谈希望太奢侈。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

③希望并不仅仅属于那些看起来“很有希望”或者应该“很有希望”的人，它可以属于任何人。甚至可以出现在处于任何境遇的人身上。即便是临终之人，虽然从医学的角度看已经“没有希望”，但希望对他们却更加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这些即将离去的人都有这么多希望，向死而生，那么无论什么境遇中，我们都可能有希望之光照亮。

④因为，希望本身就是一味良药，可以自助，可以渡人。雨果说：“只有信仰才让思想发出火花，只有希望才让未来发出光芒。”不同的人，面临相同的逆境时，主观上的压力程度往往是不同的。能够生出希望的人，在挫折事件中感受到的压力程度更低，在困境中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心理弹性。能够生出希望的人，在面临逆境时，他们更愿意直面问题，其典型思考方式是“我能够做点什么，来使得情况变得好一些"。因为总是在积极应对，所以不那么容易过度焦虑。在心理咨询过程中，能够生出希望感的人，往往也会恢复得更快。

⑤回到这次新冠疫情，许多人看到疫情的消息，有时会非常难过，会暗暗期待“拐点”的早日到来。这是一种问题取向，想着的是问题和答案。尽管问题和答案真的很重要，它与一个个生命、与千万个家庭紧密相关，但这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动力，方能远离徘徊和悲观。

⑥希望本身还能点燃更多的希望。很多人因疫情而感到忧虑，有时未必只是出于自己患病而担忧，而是为了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那些有亲朋好友尚在治疗中的人，担忧会更多一些。但当方舱医院里的广场舞跳起来的时候，那些为武汉高高悬起的心，也可以稍微放下来。和口头语言比起来，肢体语言不需要翻译，谁都懂。这些认真沉醉的舞者，直接向舱外明白地透露着这么一个消息：我在这里，不仅没有被问题难倒，还能看到希望，还在乐观认真地生活中。

⑦这种乐观的情绪，对缓解其他患者、一线医护人员以及所有人的焦虑很重要。无论舱内还是舱外，无论武汉、湖北还是其他地方。这大概是承担着封城重压的武汉人民、送给所有人的一个大礼。

⑧人就是这么奇妙的生物，悲沉和重压下，也完全可以滋长出积极的东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最近的调查显示，疫情下有很多人经历了积极的应变过程：在接受调查中，74%的人更加注意锻炼身体；65.6%的人表示自己比以前更加注意个人卫生；57.7%的人从医务人员和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中体会到世界上充满真爱；还有53.8%的人意识到世事无常，决定以后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⑨这些，永远都在，也是我们一直都在追寻的希望。

（选自《文汇报》2020年03月15日06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