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辱华事件，除了愤怒，我们还应思考些什么？

    将于11月21日晚举办的杜嘉班纳（DG）上海“The Great Show”时尚秀，因其设计师涉嫌在ins社交平台发表辱华言论而遭到网友的大幅抵制。与此同时，受邀参与本次大秀的中国明星、模特，先后发表声明拒绝出席。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DG官方迫于压力取消这次时尚秀。其实DG方此前公开的宣传视频由于带有辱华倾向，早已引起网友不满。在同系列广告中，其他国家的广告展现的是各自的特色和美好，而中国展现的却是丑化与尴尬，这样的表现方式令人无法接受。也许对于宣传视频，DG尚可以强行解释为因不了解对象国文化而弄巧成拙，而这次的公开辱华言论，DG方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

    《奢侈品之战》中曾提到：“在从事奢侈品这一社会性活动中，最重要的是保有道德。这既指尊重别人，也指尊重自己。正如我们看到并倡导的那样，奢侈品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人民幸福感，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一点上，DG就失败的彻彻底底。

    有些外国高奢品牌赚着国人的钱，却将中国消费者的信任与尊重当做儿戏，表面上高呼“热爱尊重中国文化”，潜意识里却带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中国的明显傲慢，我看到的不是品牌方的尊重与诚意，而是对中国文化、中国消费者的轻视与鄙夷。明星发表拒绝出席活动的声明，有关组织义正词严的谴责DG方的辱华言论，民众义愤填膺集体表达“零容忍”的立场，这表明人们从上到下都已到达愤怒的极点。然而，当我们在一腔愤怒泻之于口后，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又应该做些什么？

    从巴黎世家到这次的DG，类似的事情不断重演。我们一次次愤怒，媒体一次次沸腾，接着愤怒又一次次被遗忘。让我们难过愤怒的，不应该仅仅是这些偏见歧视而已。

    有些品牌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假意的逢迎和今天的“歧视”不过就是一体两面，无论是假意逢迎还是被歧视，也许中国消费者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被所谓国际高奢尊重。既然如此，为何不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高奢品牌呢？也许拥有了它，我们就有了自信和底气去直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对我们傲慢偏见的眼光，就拥有了核心的品牌竞争力去展现泱泱大国的文化艺术魅力。

    奢侈品本身诞生于精妙的文化上，承载了艺术、享乐精神、梦想与人类的自我奖赏，其中亦蕴含着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艺术作品的玄妙与精巧。可是为何中国作为文化大国，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却没有像爱马仕、LV这样自己的世界级奢侈品牌？

    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但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将它充分的挖掘出来，也没有自豪地将文化以现代艺术和高奢品的方式呈现给世界。这种做法不是复制过去、重复历史，而是用现代的方式重现本土文化的精妙从而展现出中国的文化自信与魅力。

    只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拥有诞生于我们自己文化根基的奢侈品，它应是高于商业世界的、尊贵的东西，我们应从历史中找寻它的根基。到那时我们致敬的是真正的，根植于我们本土的艺术。那是徽宗的瘦金体，是八大山人的水木清华图，是黄公望，是顾恺之，也是吴道子。那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的延续，那是我们自己对于我们曾有过的美好发自内心的认同。

    我们不愿一次次的被别人误解，那些所谓的高奢品牌甚至不愿意深入了解一下中国文化艺术，就重复这种“长辫子、红衣服”的廉价快餐印象来敷衍中国的消费者。我只希望中国能够一步步加强自我的文化自信，重新建立起与过去的联结，到那时属于中国的高奢品牌必然会出现，那时的年轻人也会真的认同根植于这片土地的奢侈品品牌观念。

（2018年11月21日《新京报》）

    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来源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图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材料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张，不少承载着乡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传统古村落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加上“仿古建筑，小吃一条街”的疯狂“造街”，不仅使古村落因过度开发失去原真，而且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

    浙江省对古村落的开发保护值得各地借鉴。以建德市新叶村为例，该村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是国家文物局保护与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的6个村落之一。新叶村在保护利用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补偿基础，形成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在保护过程中，积极采取“规划新区，保护老区，有序过渡，和谐共生”的办法，来降低老区的人口密度，同时引导村民发展相关的旅游事业。

（摘编自2016年6月28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大量古村落因人去屋空而破败甚至消失，意味着文明的断裂，现代人在享受幸福生活时如果丧失了“文化之根”，这种幸福只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国家肩负着保护古村落、振兴古村落的责任。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保护、振兴古村落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一个古村落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关键在于这个村落要能够人丁兴旺，只有有了足够的人气才能让古村落有生气。一些列入了保护名录的古村落，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能够吸引到一些旅游资源，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样板，如江南地区的乌镇、周庄等古镇。但是更多的古村落并不具备像这些名镇那样的丰富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流，而一些新造的旅游景点也不足以体现传统文化。因此，保护古村落，更重要的是要让古村落能够留得住人，说得具体点，就是能够留得住在此居住、生活的人群。

    （摘编自2017年12月11日《澎湃新闻》）

    材料三：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传统村落。然而，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每一个县被收录的古村落不足2处。据调查统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相当于一天之内就有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至今，全国的自然村已只有约200万个。

    面对急剧消失的古村，“救火式的奔走根本跑不赢古村消失的脚步”，公益组织的力量似乎分外薄弱。

    2014年11月，汤敏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在深圳发起成立“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着手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尝试用“互联网+公益”的方式为古村保护积蓄能量。

    汤敏认为，在“互联网+”语境下，利用扁平化与便捷快速的社群链接，既让社会创新走向多维立体生态，也能让“古村之友”聚合出巨大的价值增量。

    “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汤敏说，如今，古村落保护不缺政府的支持，也不缺商业的力量，缺的是公众参与，“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而如今，互联网正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和可能。”

    （注）汤敏，北大研究生毕业，近年致力于保护古村落，推动乡贤文化建设。

（摘编自201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高陵网）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一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材料一：相比以前的更新换代，5G网络是一次更大的飞跃。事实上，高通在其网站上宣称5G的“革命意义可与汽车和电力相比”。

显然，5G网络会比4G快得多一在实际应用中，一部5G手机配合上5G网络环境，网速可达4G的9-20倍。而5G网络下的延迟也只有4G的1/10。

5G的到来也意味着流量的巨大提升—到时候，几乎所有的手机套餐都会提供廉价而且真正不限量的网络流量。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于：5G不仅仅是为手机设计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新世界，无论是电子设备、工业机器，还是农用机械甚至汽车，都会接入网络。举例来说，5G协议允许一些数据插队，在其他数据之前进行传输。也就是说，在2023年，当两辆自动驾驶汽车需要通信以避免碰撞时，它们的数据可获得比你正在线观看的《星球大战》更高的优先级。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因5G而兴奋不已。这一新标准之所以能够提升速度，一方函需要更高效地利用现有的网络频段，另一方面也需要占用毫米波频段。毫米波基站只有150米的覆盖范国，这也就是说网络服务商不仅需要升级现有的收发设备（小型基站），它们还需要安装更多的基站。

（摘编自《5G会带来什么》，美国《环球科学》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在这个机会重重、激流暗涌的时代，有两个城市有望成为5G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芬兰的奥卢是一个多雪的城市，在无线通信方面耕耘50余年；7600千米之外的中国深圳，也凭借自身技术优势成为移动网络领域的后起之秀奥卢拥有两家顶级高校和无数高级研究中心，是芬兰最受学生欢迎的城市，也是芬兰创新教学理念的先行者。同时该市公共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合作文化也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而从全中国范国来看，深圳的高校不仅数量校少，学术水平和顶级大学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即便如此，这一教育劣势并未让深圳失去人才克特，因为当地提供了大量针对人才的优息政策。大学毕业生在深圳落户难度不大，还能获得一次性住房补贴。此外，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过的首席执行官或知名学者甚至可以获得数百万元的安家费。

（摘编自《5G，谁主沉浮》，《人民周刊》2018年第6期）

材料三：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华为公司及其主导的5G技术无端猜疑、横加指责甚至肆意抹黑安全性是一些西方国家抹黑华为的重点。5G技术将开创“万物互联”时代，与人类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安全性受到广泛关注很正常，没有哪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在此问题上“天真”，对5G技术采取慎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何认识判断5G技术的安全性，还是要用科学和事实来说话。归根到底，安全性是个技术问题，应根据科学和事实做出分析判断。从政治考量或认知偏见出发“扣帽子”“打板子”，制造恐慌心理，甚至施压胁迫，其结果就是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的，只会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错失新技术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损人害己。

网络安全是复杂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只能通过国际社会合作应对，5G时代更是如此。在应对网络安全挑战方面，中欧应该保持有效沟通，善加利用联合国系统内和中欧之间的网络安全对话机制，而不受不良舆论的干扰和误导。

（摘编自《让合作成为5G时代的关键词》，《光明日报》2019年3月1日）

    材料一：

    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熊出没·原始时代》等多部影片同场竞技，将今年春节假期中国电影票房推升至58.4亿元的新高度，观影人次达1.3亿。据国家电影局的初步统计，仅正月初一的单日票房就高达14.43亿元。

    被誉为大陆首部“硬科幻电影”的《流浪地球》，改编自“雨果奖”得主刘慈欣的同名小说，讲述在遥远的未来，太阳急速膨胀将要吞噬地球，人类为自救开启“流浪地球”计划、带地球到太阳系外寻找新家园的故事。春节档期叫好又叫座，短短5天，票房逾14亿元。这部电影以其大胆想象和充满中国特色的叙事手法，为世界提供了观察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的独特视角，让世界感受到了“充满未来感”的中国带来的感染力。《流浪地球》一上映便在豆瓣网拿下8.4的高分，影院排片率从第四逆袭到第一。猫眼专业版对《流浪地球》的票房预测是人民币53.34亿元。

    （摘编自《第一财经日报》）

    材料二：

    国内票房突破40亿，电影《流浪地球》“黑马式”突围让市场预言：中国科幻电影的春天来了。

    中国科幻经过几十年艰难发展，培养出刘慈欣等科幻名家，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王晋康更是中国科幻文学界的扛鼎者。往前追溯20年，中国科幻文学因缺乏好作品，一直不被外界熟知，最顶尖的作品在国外最多也只有几千本销量。因此当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并在海外热销时，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转折点。而《三体》同样令中国迅速进入科幻电影时代。王晋康、刘慈欣等科幻作家的作品版权被诸多投资方争抢。但王晋康却认为，这把火似乎烧得有点虚热：“《流浪地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但我们不能忽略它作为一部硬核科幻的不完美。无论是祖孙三代矛盾逻辑的不流畅、剧本上的科学硬伤，还是演技上的不足，目前想打动外国人，还是有一定困难。”

    王晋康认同中国科幻电影已走入元年，但在他看来，这其实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即便《流浪地球》失败，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最迟也只再延迟五年。而《流浪地球》的成功更多的是让资本更早地涌入，科幻作家有了培育的土壤，即便后续跟风的科幻电影失败，也不会让中国科幻热再次断流。“中国与美国科幻电影之间，是工业化的差距。美国领先中国不止十年。科幻电影烧钱，同样需要烧时间。”而谈及何时中国科幻电影可以与美国并称“双雄”，王晋康坦言，是早晚的事，但保守估计仍需十年。

    （摘编自《新京报》：《王晋康：美国科幻片领先中国不止十年》）

    材料三：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流浪地球》表面上描绘末世的凄凉景象，骨子里却含着积极的正能量。影片传播了“命运共同体”、集体主义精神等中国特色价值观，这与美国科幻片标榜的个人英雄主义截然不同。

    美国《纽约时报》称，这是中国即将推出的一系列大制作科幻电影中的一部，这类电影无论从技术上还是投资上，都是中国大多数制作人目前还无法企及的。《流浪地球》与嫦娥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让人联想到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

    《人民日报》刊文称，在电影《流浪地球》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冰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应该说，相对影视经典、科幻大片，《流浪地球》还有一些差距。我们要既看到长处也看到短板，既不捧杀也不棒杀，才能激励文化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四：

    在航天科技硬实力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时候，体现我国软实力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隆重上映，让戏内情景与戏外现实交相辉映。这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有力支撑，是国家不断培育电影新的人才、技术、市场等力量所产生的令人欣喜的成果。如此视觉奇观式的庞大制作凸显了这些年我国电影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中国有尚古的文化传统，在影视创作中，历史剧、古装剧，都一直是很有影响的题材，即便不少幻想类、穿越类的作品，也往往向过去穿越，向古代穿越，总是缺少一些面向未来、基于科学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而《流浪地球》突破了中国电影的时空观，展现了想象和创新的文化精神。

（摘编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