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夏、商、周）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材料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见梁惠王时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孟子向梁惠王讲了一番大道理，提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展”。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名言。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道：“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朱熹甚至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他的学生北溪先生陈淳更明确地说：“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才出乎义，便入乎利，其间相去甚微。……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因此，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洪秀全设计的“人间天堂”，康有为规划的大同世界，谭嗣同的仁学理想，孙中山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三民主义社会的蓝图，章太炎、朱执信等人对零星的社会主义思潮充满兴趣，李大钊等人一度崇尚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与追求。为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他们常常糅合中西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相混淆：康、梁等引进平等观念，比附于墨子的“爱无差等”，将西方议院制与中国古代明堂制相提并论；章太炎将现代地方自治看作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翻版；孙中山则将自由与中国人的“自私”相等同。

——摘编自徐杨《传统社会心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变革思想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