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这文嫂方说道“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上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家中田连阡陌、米烂陈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林氏被文嫂这篇话说的心中迷留摸乱，情窦已开……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材料二：金有余了解周进痛哭的原因。向众人解释：“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这舍舅本来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今日看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这也不难，我这几个弟兄都是商人，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给周先生，让他捐个监生，不就能参加乡试了吗？”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

材料三：李贽还同样以不留情面的态度解剖自己，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饶德。”……如果李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一致，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就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而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组织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晚清时期,伴随着开埠通商,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传统的城市体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开办警政管理城市,还设立了商务局等经济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警察机构开始在城市广泛设立。中央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商法,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张之洞、梁启超、张謇等在租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

——摘编自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一 (北宋)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囊括米、盐、萘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170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樊树志《国学十六讲》 

材料二 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兴盛突出反映在民间私营手工业迅速发展，取代官办工场、作坊，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手工场主、包买商中转化出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劳动组合中的早期“资本家”。

——曹大为《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陨落》

材料三 史学家戴逸指出：“18世纪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认识这一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