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除了隐瞒中美军人之间的隔膜，美新处（美国新闻处简称）还刻意不报道国民党军队中的负面新闻，以突出中国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英勇形象。每周战争信息署下发的《中央指令》都会就如何“称赞中国”做出具体指示，它要求美新处利用“最新的有利于国统区的正面材料”，“避免使用那些给人留下对中国形势心灰意冷或沮丧印象的材料”。

——摘编自王睿恒《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中的中国形象》

材料二

在美新处的对华宣传中，先进的科学技术亦得益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战争信息署曾拍摄大量科学短片在中国放映，目的不仅是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展现一个鼓励科技发展、促进人类进步的美国形象。像《电化农村》、《输油管》和《吉普车自传》这些影片，在中国放映时都受到民众的热议。

——摘编自王睿恒《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塑造的美国形象》

材料一：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故凡受君权之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之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非播国民之种子不可。播之奈何？曰法兰西革命以前，其民之憔悴于虐政者，非犹我今日乎？其全国无一国民，非犹我今日乎？其所以有今日者，何也？盖以法国为国民之田，以十八世纪诸学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之说为国民之种子。孟德斯鸠苦心焦虑，审慎周详，其播之也出以和平……故今日法国之民，得以食国民之果者，皆数人之功也。且也当时美国之学士，皆自称为法国理学士之弟子，而卒以脱英国之压制，则法国之种子且波及于美洲。

——《国民报》第二期

材料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其自发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客观的存在。政府的确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论证政策的合理合法性，但这方面，中国政府非常节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位政治人物可以大肆动员民族主义，诉诸于民族主义……因此，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使得民族主义变得更为理性，增进国家利益。

和中国不同，日本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越来越表现为动员型。和其它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越来越难以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日本的政治人物往往以民主为借口，用民粹主义政治方式动员着民间存在着的民族主义资源。结果，牺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其邻国中国、韩国的关系……较之中国，日本民族主义具有更大的动力。而日本民族主义的勃兴，又必然刺激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把另一个大国即美国也牵涉在内，而美国出于其对地缘政治的需要，往往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这更增加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国际复杂性。

——郑永年《亚洲民族主义与区域安全》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儒家经典）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他经常在清微堂、苑堂给群臣讲经，或亲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即使在巡察、征伐途中，也同大臣在车上谈经论典，不肯停辍。489年，孝文帝立孔庙于京师；492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495年，孝文帝亲祠孔子庙。孝文帝敬重大臣刘芳的儒学功底，主动与之联姻；一代大儒高允博通经史，多年参与孝文帝的军机大事，晚年还为孝文帝议定律令，因此常受孝文帝的赏赐与恩惠。

——摘编自李世龙、刘惟《北魏孝文帝治国思想述论》

1938年7月，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举行大规模的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七七”献金。武汉各界民众对献金的反应十分热烈。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的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来献金的人中，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摘编自吴颖《40年改革开放之路，40个意义非凡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