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翼城市化快速进展的历史探源与启示》等

材料二：1981年，华北地区成立了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协会，开展区域经济联合。1986年，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提出环渤海区域合作问题，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随着长江三角洲掀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2004年，国家发改委决定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转向规划的编制工作，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逐渐增强。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摘编自魏丽华《建国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阶段性特征》

图1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学者关于外籍教师的文献发表情况（   ）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投资建立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设备从外国引进，甚至“炮队所用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技术上依靠洋匠，如左宗棠任命日意格、德克碑为福州船政局正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江南机器局由巴斯主政；在民用工业中，洋人掌握大权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清政府派出去的留学生，回国后并没有得到重用。轮船招商局1886年的144个船长和机械人员全部是洋人。

——摘编自夏东元《洋务运动史》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我国并供应成套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提供了重型机器设备、机床等产品的设计及其制造技术，以及合金钢、石油产品等加工技术。苏联和东欧各国来华技术专家达到8 000多人，同时还为中国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7 000多人。到1957年底，中国工业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工业建设所需设备的自给率达到60%，钢材的自给率提高到86%。到1959年，中国已经能承担大部分勘察设计工作和大部分配套设备的制造任务。

——摘编自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儒家经典）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他经常在清微堂、苑堂给群臣讲经，或亲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即使在巡察、征伐途中，也同大臣在车上谈经论典，不肯停辍。489年，孝文帝立孔庙于京师；492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495年，孝文帝亲祠孔子庙。孝文帝敬重大臣刘芳的儒学功底，主动与之联姻；一代大儒高允博通经史，多年参与孝文帝的军机大事，晚年还为孝文帝议定律令，因此常受孝文帝的赏赐与恩惠。

——摘编自李世龙、刘惟《北魏孝文帝治国思想述论》

1938年7月，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举行大规模的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七七”献金。武汉各界民众对献金的反应十分热烈。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的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来献金的人中，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摘编自吴颖《40年改革开放之路，40个意义非凡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