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村民实行“大包干”而闻名海内外，进入21世纪该县再次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聚焦点。“当初分田到户时，土地分割过于细碎影响到农业生产，插秧抛种时，秧苗一不小心就会抛到别人家的地块上。现在大型联合收割机农机手不愿收割太小转不过弯的地块。”2001年，小岗村七户农民自愿将八十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每亩每年五百元价格出租给江苏张家港市长江村，建立葡萄示范园。如今，葡萄已成为小岗村的特色主导产业。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次会议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服务，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材料一：土地是中国古代人民赖以繁衍生息的最重要资源。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前，已有对“九州”各地的土地调查；春秋中叶以后，鲁、楚等国先后进行过田赋和土地调查……明代中叶以后的鱼鳞图册成为征派赋役和地籍管理的主要依据。纵观二千多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演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占据着支配地位。自井田制瓦解以来，在随后的发展中，中国地主土地私有制从秦汉时的不完全、不自由的状态，到唐宋时的相对完全、相对自由，再到明清时的土地市场发达和土地买卖交易活跃，中小地主和土地私有制在宽松环境中得到充分发展。古代的井田制，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百姓在井田上灌溉耕种，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土地私有制产生后，地主以收取地租为条件，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相分离的所有权与使用权随之进入了封建剥削制度联系的历史时期。

——摘编自郭雪剑《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特点和规律》

材料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新的农地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两大历史时期和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78—1985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推广。第二阶段，即1986—1991年，1986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阶段，1992年—198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1979—1984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55.4%，平均每年递增7.9%，短短六年时间，就实现了粮食增产1亿吨。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自主精神的产物，是农民的伟大创造。而村民自治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又是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的制度保证。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村中的一些能人，“村庄精英”在新制度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跑运输，或搞建筑，或从事特色家禽养殖，出现了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人阶层，个体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社会行政人员阶层等，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

——摘编自陶林《土地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材料一 汉高祖刘邦汲取强秦灭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 “十五税一”的政策，至汉文帝时， 又有“田租减半”之诏。隋代开皇二年颁布租调新令“丁男一床，租粟三石……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次年正月又规定，“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法，税额较轻、尤其是采取“输庸代役”的办法，让农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摘编自石妍妍等《中国古代农业赋税减免政策初探》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政府在税收上实行轻赋税和公平负担，首先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那里取得税收，即使在困难时期，仍然注意赋税的限度，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摘编自章蓬等《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和作用》

材料三 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允许采取多种形式的责任制；一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的价格。前者是“松绑”，后者是“让利”。

——摘编自萧冬连《历史的转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