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发展更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

材料一：刘邦称帝，初定都洛阳。多数大臣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咸皋，西有毅、渑、倍河，乡伊、洛，其阖亦足恃也。”留侯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摘编自柳华《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

材料二：两京制始于西周。西周都镐京，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

——摘编自王明德《南京与北京：中国古代都城的两极发展与空间互动》

材料三：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经久不衰。

——摘编自邱国盛《再论古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首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