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一种特殊政治制度。监察的对象是整个官僚体系，即政府内部官僚或行政主体。完整的监察权包括“纠察”和“言谏”两部分，既要厉行对群臣的监察，维护中央的权威，又要重视谏言机制，以广耳目。监察官位卑而权重，以下察上，以卑督尊，是中国古代监察法的通行做法。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监察官的选任，注重品德和能力，尤重实践经历。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垂直管理，并保持监察官的独立性。

——摘编自何海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与悖论》

材料二：历朝历代，虽然监察立法越来越多，监察程序也日益严密，但是权力失控却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统治集团昏庸无道的情况下，监察制度往往成为具文，丧失了监察作为官僚政治自我调节的作用，最终往往导致政权灭亡。一方面是越来越重的治权之权，一方面却是周而复始的权力失控，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悖论。而这一悖论却深深根植于监察制度赖以生存的权力结构。

——摘编自何海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与悖论》

材料三：官俸，历代更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古代官俸，多用谷物，货币盛行以后，则钱谷并给。又有实物之给，又有给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时废坠，专以银为官俸。而银价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袭其制，于是官吏多苦贫穷。内官如部曹等，靠印结等费以自活，外官则靠火耗及陋归。上级官不亲民的，则诛求于下属。京官又靠外官的馈赠。总而言之，都是非法。……·现代的官俸，较之清代，已稍觉其厚。然究尚失之于薄。而下级的公务员尤甚。

材料一：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郡县官吏统统由享受俸禄的职业官僚担任，任免权集中于中央。魏时期地方官任期多为六年，隋朝几经改革定为四年。

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时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巡察。唐玄宗时，每道设采访使一人，督察所属州县。宋代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任，属于差遗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地方官任职避亲、避籍渐成定制且严格遵守一年一考课，三年一升迁的考核任期制。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二：若元（元朝），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干五百一个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元史》

材料三：明太祖认为，元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君不能躬览庶政”，君主不够专制，导致“主荒臣专，成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大乱”。为此，洪式九年废行省，在地方设承宣布改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共同组成省级政权机构，分别执掌行政、司法和军事。三司各司其职，互不隶属。……三司的设置虽是强化中央集权之举，但事权一不一，不利于弹压地方。于是相继出现了巡抚、总督的设置，以节制三司，统一协调地方权力，消除牵制、扯皮、效率迟缓之弊。这样，“巡抚”总领一省军民大政，“三司”悉听节制的新体制已逐步形成。正德年间农民起义及“倭寇”入侵往往涉及数省，明朝加派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以“总督”去总管数省，“总督”一职出现，督抚制度初步形成。督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

材料四：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到：“政治制度是现实的”…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