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了健全和维护户籍制度，汉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汉制，每县设户曹，掌户口之政，于每年八月案比户口。“案比户口”，就是把户口按什、伍组织编制起来，并审阅他们的面貌同所登记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等是否符合。一年一度的案比户口，实为核查户口和防止奸非的强制性措施。案比户口之后，就实行造籍。造籍时，必须选用字迹清楚的人进行抄写。每年将户籍层层上报，接受朝廷的检查，谓之“上计”。户籍是上计其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央督促各郡国县道重视人口的增减和检查户籍制度实行情况的一种手段。还利用“赐民爵”制度，引诱流民重新占籍。从西汉惠帝时开始，已实行普遍给天下民户主赐爵的制度。到东汉时又给流民欲占者赐爵，其目的在于以赐爵的荣宠去欺骗农民，使之地著，不随便脱籍流亡，即使脱籍了也乐于再占名籍，借以维护和巩固户籍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汉武帝时，只叫地方长官每年要选举些孝子廉吏，但后来孝廉充斥仕途，别的进仕之路都为之阻塞了，于是大家都争要为孝廉。本来所谓孝廉，一种是孝子，另一种是廉吏。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一个，如是则孝廉不分，仅成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后来又请托舞弊，逼得朝廷于察举孝廉后再加上一番考试。如是则全失却原来察举孝廉之用意。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中国地方行政区划，自秦汉以来，基本上按山川地形的自然境界建置。……元统治者吸取了汉唐以来地方割据势力据险对抗中央政府这一教训，打破了自然的疆界，极力避免某一地区成为地方长官据险称雄的国中之国。地方区域的设置，人为地使自然区域割开，造成犬牙交错的局面

——李怀孔《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材料三：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与先秦儒学相比，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汉代儒学，有明显的不同：就学术内涵而言，汉儒把阴阳五行之学，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汉儒则遇而求其次，转变为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承认皇帝凌驾于天下臣民之上的专制地位。

——摘自刘宗绪主编《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材料二：在黄宗義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義，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而我们不能只是仇恨和愤怒，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文明中国的立场上。“清代中国”需要改变，封闭和孤立的，腐朽和没落的，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李鸿章、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不断催生着一个崭新的中国。

——据【裴钰《改变中国》】相关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