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夏、商、周）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材料一：中华文明对于人们在相貌、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了很强的宽容心态，甚至所谓的“华夷之辨”也仅仅是文化观念的差异，而不是本质性的区别。在与来自“中华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先后容纳了外部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基督教等宗教及教派，吸收了外来宗教的许多文化元素，包括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制度形式和文学艺术。

——摘编自马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特质》

材料二：清代，来华的耶稣会士先后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翻译成西欧文学。中国的优秀文化在启蒙运动澎湃展开的时代，催促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18世紀，大批中国瓷器运往欧洲，成为普通家庭的日用品。清政府还曾聘请耶稣会士白晋、张诚等入宫讲授西学，并用西法实行全国性的测量。在建造圆明园时，在建筑、绘画、雕刻等方面，也有不少模拟西方风格的地方。

——摘编自郑宝琦《中国古代通史》

材料三：1735年在巴黎刊印的《中华帝国志》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与德国、英国的知识界均以此书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欧洲启蒙学者多是开明君主专制论者，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成为启蒙思想家们追求的社会楷模。霍尔巴赫主张以德治国，并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材料一：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材料二：因为“安史之乱”唐朝不得不将驻守西疆的四镇边兵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虛，吐蕃乘机北上占据河陇，回鹘亦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西边的大食亦加强了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这三股力量又彼此争夺与混战，从此，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陆路衰落，海路开始发达，在宋、元以及明前期始终保持兴盛，遗憾的是，明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清朝的“禁海令”和“迁海令”………海上丝路也日渐衰落，中囯错过了大航海时代。

——关山远《丝绸之路与中华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