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指的是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结合材料与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围绕“纵向与横向发展的关系”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必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品被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被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被运到欧洲……16，17和18世纪，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需要的亚洲产品（丝绸、茶叶、香料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

材料二：早在13，14世纪，连接欧亚非地区的世界贸易网络已经形成，中国处于世界贸易网络的中心，欧洲在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一直到18世纪，原有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仍没有改变。但随着欧洲人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和利用既存的经济贸易体系，并在其中发挥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到19世纪欧洲终于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

——佛兰克《白银资本》

材料三：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以替乾隆祝寿为名，向清政府提出派使臣常驻北京，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遭到拒绝……并带来了大批科学仪器作为礼物，希望以此引起清朝的重视。但清政府却将这些先进的科技成就一概视为“奇巧淫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英国》

材料   17-18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基督教在次大陆的传播、扩展逐步得以西化，西方传教士来印的人数也相应增多。但与早期入印的传教士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很多传教士的使命，并不注重其传经布道的本职，而是作为其所属国及相关机构开展对印商贸活动过程中了解印度当地风土人情和进行语言交流的中介，以及为驻印商馆人员提供有关婚丧礼仪、子女受洗和祈祷活动等方面服务的“精神福利”。不少教士实际上还亦教亦商，成了“纳包布”（富翁）。这种现象反映了基督教（主要是新教）的世俗化倾向，它表明基督教作为西方社会在走出中世纪这一社会转型时代文化变迁的主体，在经过了合乎西方社会发展的“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已成为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精神内涵”，并连同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商业冒险、契约与交易规则以及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方面，一道融合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向外输出的思想依据。

基督教充当殖民主义工具的主要表征，是把西方殖民者的世俗扩张行径神圣化。当1758年普拉西战役英国侵占了孟加拉地区后，这时西方传教士出于为野蛮的殖民主义寻求合理的文化辩护，把殖民掠夺和征服，美化为上帝委托的一项道德使命，加大了新教的传播力度，并且将其视为“普世意识”和“拯救”被他们认为是落后民族文明的有效途径与手段。

基督教在印度的传播，若仅从宗教角度和传教层面而论，传教士们不余遗力的传经布道，力图使印度人改宗皈依的努力，总体上收效甚微。……然而，由于传教士传教的方法在以宣讲教义、巡回布道和出版、散发宗教书籍为主的同时，辅以医疗和办学等活动，这样又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启发民智，发展教育、卫生事业以及破除印度教陈规陋习等方面具有进步的作用。

——裔昭印主编《世界文化史》

①机械计时工具的出现

②现代生活准则的逐步形成

③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④近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材料一

古印欧人的迁徙示意图

——摘自罗三洋《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

材料二

1415年，葡萄牙人在北非摩洛哥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殖民据点，揭开了近代殖民主义的序幕，接踵而来的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也开始了全球性的殖民活动。从非洲到美洲，从亚洲到澳洲（大洋洲），到处都留下了殖民者的足迹。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扩张，采取重商主义政策，鼓励资本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8世纪中叶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后进行了工业革命，摆脱了传统的农本经济，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输出商品，从而对固守农本的其他国家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西方资本主义挟此优势向世界各地进行了猛烈的血与火的扩张，到处门户洞开，成为资本的国际市场、原料和劳动力供应地。美洲、非洲、西亚、南亚、西南太平洋诸岛、大洋洲先后沦为殖民地。

——摘编自高岱、郑家馨《殖民主义史》

材料三

二战为战后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比如二战削弱了欧洲宗主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导致其对殖民地附属国控制能力下降。二战促进了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意识觉醒。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对战后世界乃至当今社会都有重大影响，它不仅促进战后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促使欧洲主宰的国际体系扩展成为全球国际体系，而且还为后冷战时代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