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坛上的鲁迅

洪  烛

1936年，一面以“民族魂”命名的旗帜覆盖着鲁迅的遗体。在剩下的大半个世纪里，他并没有死去，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以影子的形式继续存活，以至人们忘却他的真身。一个完美的鲁迅，如同一尊不会生病的神。

这完全可以理解。危急关头的中国，总是需要旗帜、需要偶像的。“时势造英雄”，用在鲁迅身上颇为合适，他成了首屈一指的文化英雄。

说鲁迅是英雄，似乎一点不为过。他本人是想做战士的，眉宇之间也弥漫着硝烟的气息。而且形容鲁迅的文风，大家也习惯了以投枪、匕首之类比喻。出于时代的需要，他本身也成了一件带有仪仗性质的兵器，用来在思想领域披荆斩棘或镇妖捉鬼。

鲁迅仿佛有两个。一个是作为文学符号的，一个是作为政治符号的。他的政治色彩经常压倒他的文学色彩。然而更多的人误解了他。

作为诗人、小说家的鲁迅，恐怕不愿意自己被误解、被误读；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鲁迅，恐怕也不愿意自己被美化、被神化。可惜，鲁迅还是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神话。

其实鲁迅也是有缺点的。如果我们死劲掩盖或回避他的缺点，反而会模糊了他的真实性以及可信度。

鲁迅这个人，在任何时代，都不愿意坐在主席台上，更不能接受别人向他进贡或烧香。鲁迅很平凡，只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半途而废的医生、一个爱国者、一个思想者。朴素的鲁迅，其实比那些强加于他的华丽的外衣更有魅力。本色的鲁迅，有什么不好的呢?干吗非要镀金呢?

在我读书的那个时代，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收鲁迅的文章是最多的。他的人被偶像化了，几乎成了文化的“高大全”。他的人格魅力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尤其是毛主席说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也就给众生以“铁人”的印象。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还有个易受伤的脚踵呢，而鲁迅连脚踵都是铁打的，一点破绽都没有。鲁迅啊，一个时代的变形金刚，在烈火中永生，在花丛中永生。

鲁迅生前一直呼吁并追求人的平等，死后却被赋予了特权。只是这种特权绝不是他自己所需要的。一个影子的特权，滋养了诸多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把鲁迅当成公开化的遗产，当成一日三餐的饭碗，当成做生意抑或政治赌博的本钱……鲁迅被改造得刀枪不入，鲁迅又被解构得体无完肤。鲁迅的只言片语，被他们搜寻来作为舍利子，作为镇塔之宝。于是，鲁迅成了先知、导师、民族的佛陀。

这不是鲁迅的错，是时代的错。

    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

    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听得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宅院后头，不远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是千里堤。堤上有座河神庙，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戳在地上有两人高。伸手一敲，嗡嗡地响，伸开臂膀一撞，纹丝不动。

    根据老人们传说，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的。钟上铸满了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有二龙戏珠，有五凤朝阳，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还有一幅“大禹治水图”。钟上还刻着些文字：“大明朝嘉靖丙午年，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恐口无凭铸钟为证……。”乡村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从大堤上走过，总爱站在钟前仔细看看，伸手摸摸。年代远了，摸得多了，常摸的地方，锃明彻亮，如同一面铜镜，照得见人        影。能映出向晚的霞光，早晨的雾露，雨后的霓虹，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不常摸的地方，如同长了一层绿色的釉子，紫黝黝的。

小虎子听得说，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一片好奇心，走上千里堤，看了一会子古钟；伸出指头蘸上唾沫，描画钟上的花纹。他自小就为生活忙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不知走过了多少趟，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心里想：“怪不得，好大的一座铜钟哩！也闹不清能卖多少钱，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

    他看完了钟，一口气跑下大堤，走回家去。一进门，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土豪霸道们！欺侮了咱们几辈子。你想，堤董他们当着，堤款被他们吞使了。不把堤坝打好，决了口发了大水，淹得人们拿不起田赋银子，又要损坏这座古钟！”

    另一个人，是父亲的朋友老祥大伯的声音，说：“又有什么办法？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要砸钟卖铜顶赋税。也好，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这个年月，一拿起田赋百税，还不是庄园地土乱动？”

    小虎子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唉声叹气，他扒着窗格棂一望，父亲坐在炕沿上，撅起小胡髭，瞪着眼睛生气。老人家听得老祥大伯说，猫着腰虎虎势势地跑前两步，手掌拍得膝盖呱呱地响，说：“我那大哥！这你还不明白？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他是要砸钟灭口，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

    老祥大伯从嘴上拿下旱烟袋，扬起下巴眨巴着眼睛，想了老半天，豁地明白过来，呆了半天才说：“可也就是！自从冯兰池当上堤董，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北头栽上芦苇。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看起来他是存心不善……”说到这里，就沉下了头去，把下巴拄在胸脯上，反来复去思忖了老半天，又猛地抬起头来说：“可谁又管得了？”

    父亲忽地把脸庞向下一拉，说：“谁又管得了？我朱老巩就要管管！”

    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往天上一挥一扬地说：“管什么？说说算了，打官司咱又打不过人家。冯兰池是有了名的刀笔，咱是庄稼脑袋瓜子，能碰过人家！”

    父亲听了直是气呼呼的，血充红了眼睛，跺着脚连声说：

    “咱不跟他打官司，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

    朱老巩是庄稼人出身，跳跶过拳脚，轰过脚车，扛了一辈子长工。这人正在壮年，个子不高，身子骨儿结实，怒恼起来，喊声象打雷。听得说冯兰池要砸钟灭口，霸占官产，牙关打着得得，成日里喊出喊进：“和狗日的们干！和狗日的们干！”不知不觉，传出一个口风：“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出头拼命了！”

    那天黄昏时分，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心里暗想：“顶公款！就等于独吞，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看看日头红了，落在西山上，夜暗象灰色的轻纱，从天上抛下来。他一个人，连饭也没吃，走到小严村，去找严老祥。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看见朱老巩走进来，低下头坐在台阶上。她说：“老巩！算了吧，忍了这个肚里疼吧！咱小人家小主的，不是咱自格儿的事情，管的那么宽了干吗！”

    朱老巩说：“一听到这件事情，我就心气不平。冯兰池，他霸道惯了！”

    老祥大娘说：“算了吧，兄弟！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还能改变了这个老世界？”

    朱老巩说：“不，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咱就得跟他分说清楚！”说着话，看看天色黑了，严老祥还不回来，他又拿起脚走出来，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饭再回去，他也没有听见，一股劲走回锁井镇。    

（节选自梁斌《红旗谱》第一章，有删改）

老舍先生

汪曾祺

    北京东城道兹府丰盛胡同有一座小院。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到处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摆得满满的。按季更换，都长得很精神，很滋润，叶子很绿，花开得很旺。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絜青亲自莳弄的。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的握手是轻轻的，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候，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时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说：“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几次。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卡，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次有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是市文联的主席，他常常想着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时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唱了一次。老舍先生亲自主持，作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当皮箱》。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个牌子叫“鹦哥调”，句尾的和声用喉舌作出有点象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

    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

（本文有删改）

黄庭坚：与苏东坡比肩的文化大家

    黄庭坚幼时聪颖早慧，属于神童。他5岁就能背诵五经，“坚幼警悟，读书五行俱下，数过辄忆。”他的父亲黄庶追慕古代大哲，用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庭坚”为其命名。良好的家庭环境，让黄庭坚从小就深受文化的浸染，他的出类拔萃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父亲的去世使得15岁的黄庭坚不得不跟着舅舅到淮南游学。在扬州，他认识了诗人孙觉。孙觉是著名经学家胡瑗的高足，对黄庭坚极为赞赏，后来干脆把自己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了他。两位长辈的悉心教育，让黄庭坚受益匪浅，他们清廉的官风，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嘉祐十一年乡试时考官李询击节称绝，谓“此人不惟文理冠扬，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第二年终登进士榜。

    对黄庭坚一生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东坡。他以一块洮河石砚作为见面礼，登门以弟子的身份拜见了老师，正式成为苏东坡的学生。随着师徒二人聚会京城，黄庭坚也迎来了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在汴京三年的时间里，黄庭坚与苏东坡朝夕相伴，得以亲耳聆听老师的教诲，受益良多。他对苏东坡极为仰慕，痛惜跟老师学得太晚。苏东坡也为这样的奇才弟子而十分高兴，说“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俩人在一起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诗词唱和达百篇之多。此时黄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他的声名也越来越高，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以至有了双星闪烁、“苏黄”并称的说法。可以说，得遇恩师苏东坡，是黄庭坚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与黄庭坚过人的才华相比，他一生的仕途极为黯淡。当官不得领导喜欢，关键在于他总是坚持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把百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施仁政，抚黎民，建功业”。例如他在《虎号南山》中，对虐民的苛政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流民叹》则描述了震后又大涝，数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图景。这些作品渗透出强烈的关心国运民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仁政爱民也成为他从政的核心理念，他曾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来勒石自警，展现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随之，他终因朋党之争和文字狱而遭贬。贬谪诏书下达时，左右的人皆因蛮荒之地，少有人烟而替他哭泣，而黄庭坚却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或许正是在政治上屡受打击、生活上经历了太多的不如意，让黄庭坚有了更多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反而成就了他文学艺术上的辉煌。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他首先为人所推崇的就是诗词。“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曼妙诗句，皆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对宋代诗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认为“诗，乃至一切艺事，不能落于俗格”。那何为“不俗”呢？“不俗”有两种：“语言高妙，似非吃烟火食”“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是为诗品不俗；“临大节不可夺”“与天地相终始”，则为人品不俗。在二者的关系上，他提出“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说到底在他眼中，没有人品的高洁，诗品必然俗不可耐。

    黄庭坚说得好，做得更好。他的一生，屡受恩师苏东坡的牵连，但他从未为避免贬谪而与老师划清界限，更不会暗施冷箭。这种人生境界，保证了他诗歌的骨力，读来不仅意境悠远，而且荡气回肠。

    与诗歌相比，黄庭坚的书法更为有名。

    黄庭坚书法师从周越，一学就是二十年，他行笔中一波三折之势即受益于此。尽管黄庭坚练字刻苦，但作品却难入高手法眼。一次应宝梵寺住持之请作草书数纸，苏东坡甚是赞赏，但钱勰认为太俗。钱勰说：“你如果见过怀素《自叙帖》，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黄自此不肯为人作草书。

    不过黄庭坚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一边从王羲之等大家的书法中汲取营养，一边师法自然，苦思突破的路径。船工划桨的整齐动作激发了他的灵感，得以初悟草书真谛。被贬为涪州别驾，意外地见到了怀素《自叙帖》真迹，将《自叙帖》借回家，废寝忘食地临摹和研究，草书技法由此突飞猛进。

    通过兼收并蓄，大胆创新，黄庭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终得自立门户，与苏东坡、米芾、蔡襄被时人并称“宋四家”。

    “诗品、书品、人品”，黄庭坚的艺术品格，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的风骨，更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精神境界。

（摘自2014年第3期《文史天地》，略有删改）

较真的吕叔湘

叶兆言

    吕叔湘先生是丹阳人，不知道他在公众场合说不说普通话，几次见他和祖父聊天，腔调都接近苏州话。或许因为他曾在苏州生活，或许因为他治语言学，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我一直以为他是苏州人。

    吕叔湘和俞平伯都比祖父小又为祖父所敬重和钦佩。俞平伯是名士，两耳不闻窗外事，晚年喜读林译小说，突然有了兴趣，就找出来读，纯粹为解闷。俞平伯才华横溢，童心未泯，不算十分认真。吕叔湘正好相反，在做学问的路子上，俞是出世的，吕是入世的。俞活得像个艺术家，吕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俞平伯身上多少有些遗老遗少的脾气，吕叔湘绝对没有。以俗名论，他没有俞平伯家喻户晓的影响，但在汉语言学这个范围内，尤其是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尊他为一代宗师绝不过分。我想说的是，吕叔湘具有人文关怀色彩，祖父就经常教导我向他学习。他是我见到的人中间，最讲究认真做人的。

    我们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会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叔湘一生都在维护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期，吕叔湘发现《人民文学》上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一一订正，杂志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叔湘写成了“吕淑相”。我们全家捧着那期《人民文学》哈哈大笑，因为想象不出吕叔湘会气成什么模样。文章里有些错误是免不了的，可是这次错得太离谱了。记得当时《人民文学》正因为某篇文章的“思想问题”吃批评，我父亲想写信劝吕叔湘在这种特定时刻放人一马，最终没敢写，因为以吕叔湘的认真态度，打招呼只会让他更生气。

    成天和语法打交道的人，难免给人一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错觉。我觉得，语法有时候像一副铮铮发亮的手铐，锁住了写作者的手脚，而语言学家常常扮演恶婆婆的角色，动不动挑小媳妇的刺儿。吕叔湘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竟然把一门最枯燥的学问，做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从不让读者感觉到无味和可憎。吕叔湘的文字功力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民俗学著作，译文本身就是很好的汉语教材。我父亲总说，自己最初的文笔是受了吕叔湘译文的影响——在父亲的文学少年时代，吕叔湘翻译的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风行一时。70年代后期，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再版，第一版就印了17万册，可见他著作的受欢迎程度。他的强项是深入浅出。深，指达到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高度；能够浅，指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最平白的方式教给别人。

    吕叔湘在语文教学的圈子里，是振聋发聩的人物。对于学术界来说，吕叔湘最重要的两部书是《汉语语法论文集》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对于学术之外的人来说，他的民俗学翻译著作和《文言虚字》的影响更大。吕叔湘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中学教育上，把学术的象牙之塔与文化普及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竟未读过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

    90年代初期，我的朋友朱伟在《读书》上吹捧《夜泊秦淮》，吕叔湘看到文章，写信给父亲，让我寄一本小说给他。父亲受宠若惊，没想到他会关心自己儿子的习作。父亲与伯父一样，一生中写了文章，常寄吕叔湘指正。写信就称“先生”，因为只低了一辈，用不着太客气，毕竟他比祖父小10岁。轮到我，称呼就有些麻烦。父亲先还觉得怎样都行，可是很快发现怎样都不太合适：称“先生”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称“丈人”或者“大人”又过于老派，一股酸腐气，这是现代汉语必须反对的。讨论半天，父亲说，删繁就简，写“吕公公教正”吧，因为平时就这么叫的。于是这么写了。不过仍然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嘴上喊和写出来，感觉不一样。而且，当时电视上热播武侠连续剧，“吕公公”听上去，仿佛反面人物一样。

    当时寄赠的是台湾版本，装帧比大陆的好得多，用纸也讲究。书是够漂亮，只怕内容和扉页上的题款，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既希望能提些意见，又害怕挑出一大堆毛病。结果是没有反应。吕叔湘当时近90岁，能承他惦记，已非常感激。（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吕叔湘（1904-1998），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校长。他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吕先生讲到语文文字的运用是一种技能，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会得到巩固和提高。他主张“把语法教活”。教师教语法要有很好的设计，先整理问题，然后决定讲哪些内容，再设计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自己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摘自田小琳《吕叔湘先生和教学语法》）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向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