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国语·周语》记载，周襄王时已产生了“父子不得相互告诉”的思想。汉宣帝曾颁布：“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大父母匿子，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学界认为这是关于亲亲相隐制度最早、最明确的规定。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鞑语消息，亦不坐。”同时唐律还规定：“若犯谋逆以上者，不用此律……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虽告亦无罪，缘坐同首法”，认为因为“不臣”可以不用容隐制度。到近代，在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历次法律变革中，亲属容隐制度仍得以继承。

——摘编自王新霞、柳萍等《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亲亲相隐原则”为例》

材料二：201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规定赋予了亲属证人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特权，体现了亲属拒证权的理念。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为了避免自己及其亲属受到追诉，不愿意作证，这是人的本性使然，法律不应当强制打压。从更深层次来看，亲属拒证权制度维系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血脉亲情，在宏观上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有益。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对被告亲属所作证言持有怀疑态度，其被认可和采纳的机会很小。

——摘编自李旭霞《论我国刑事诉讼亲属拒证权制度之构建》

材料一：

材料二：当时（1930）的国民党政府不但平时不做对日作战准备，而且连年进行军阀混战……石友三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于七月间通电反张，进犯平津，张学良不但没有将东北军调回关外以作防备，反而把尽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

——戴逸《中国近代史通鉴》

材料一：韩非子在《有度》篇中说：“威不两错，制不二门。”这是韩非子借用《管子•明法篇》中的话，即“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惧；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群臣共。”故曰“威不两错。”又曰：“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曰“制不二门。”

材料二：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统一，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材料三：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

据此可知，这一时期（ ）

①儒学在汉代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唯一的思想

②汉代重视儒家经典的整理和研究

③各级教育系统十分健全，主要是传授儒家思想

④儒学的思想价值实现了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促进了儒学成为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