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胜字君宾，楚人也。少好学明经，著名节，为郡吏。州举茂才，为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执金吾阎崇荐胜，哀帝自为定陶王固已闻其名，征为谏大夫。胜居谏官，数上书求见，言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灾异数见，不可不忧。制度太奢，刑罚太深，赋敛太重，宜以俭约先天下。为大夫二岁余，迁丞相司直，徙光禄大夫，守右扶风。数月，上知胜非拨烦吏，乃复还胜光禄大夫。胜言董贤乱制度，由是逆上指。

    后岁余，丞相王嘉上书荐故廷尉梁相等，尚书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国罔上，不道”。下将军中朝者议，左将军公孙禄等十四人皆以为嘉应迷国不道法。胜独书议曰：“嘉资性邪僻所举多贪残吏位列三公阴阳不和诸事并废咎皆繇嘉迷国不疑今举相等过微薄。”日暮议者罢。明旦复会，左将军禄问胜：“君议亡所据，今奏当上，宜何从？”胜曰：“将军以胜议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见胜应禄不和，起至胜前谓曰：“宜如奏所言。”胜以手推常曰：“去！”

    后数日，复会议可复孝惠、孝景庙不，议者皆曰宜复。胜曰：“当如礼。”常复谓胜：“礼有变。”胜疾言曰：“去！是时之变。”常恚，谓胜曰：“我视君何若，君欲小与众异，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属耳！”

    莽既篡国，遣五威将帅行天下风俗，将帅亲奉羊、酒存问胜。明年，莽遣使者即拜胜为讲学祭酒，胜称疾不应征。后二年，莽复遣使者奉玺书，太子师友祭酒印绶，即拜。使者欲令胜起迎，久立门外，胜称病笃，辄推不受，曰：“吾受汉家厚恩，无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义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语毕，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死时七十九矣。

（选自《汉书·列传第四十二》。有删改）

三槐堂铭并序

苏轼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

    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① ， 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② ， 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①晋国王公：下文称晋公，王祜。②魏国文正公：指王旦，封魏国公，谥文正。

    余阙，字廷心，世家河西武威。少丧父，授徒以养母，与吴澄弟子张恒游，文学日进。元统元年，赐进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为政严明，宿吏皆惮之。俄召入，应奉翰林文字。以不阿权贵，弃官归。寻以修辽、金、宋三史召，复入翰林，为修撰。出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会莫徭蛮反，右丞沙班当帅师，坚不往，无敢让之者。阙曰：“右丞当往，受天子命为重臣，不思执弓矢讨贼，乃欲自逸邪！”沙班曰：“郎中语固是，如刍饷不足何？”阙曰：“右丞第往，此不难致也。”阙下令趣之，三日皆集，沙班行。至正十二年，改宣慰司为都元帅府，治淮西，起阙副使、佥都元帅府事，分兵守安庆。于时南北音问隔绝，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与诸将议屯田战守计，环境筑堡寨，选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明年，春夏大饥，人相食，乃捐俸为粥以食之，得活者甚众。民失业者数万，咸安集之。升副元帅。十五年夏，大雨，江涨，屯田禾半没，城下水涌，有物吼声如雷，阙祠以少牢 ， 水辄缩。秋稼登，得粮三万斛。俄升都元帅，守安庆。十月，贼薄城下。戊申 ， 贼并军攻东西二门，西门势尤急，阙身当之，徒步提戈为士卒先。士卒号哭止之，挥戈愈力，斩首无算，而阙亦被十余创。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阙知不可为，引刀自刭，堕清水塘中。阙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城中民相率登城楼，自捐其梯曰：“宁俱死此，誓不从贼。”焚死者以千计。阙号令严信，与下同甘苦，然稍有违令，即斩以徇。当出战，矢石乱下如雨，士以盾蔽阙，阙却之曰：“汝辈亦有命，何蔽我为！”。稍暇即注《周易》帅诸生谒郡学会讲立军士门外以听使知尊君亲上之义有古良将风烈。卒时年五十六。

（节选自《元史·列传》，有删改）

杨廷宝：建筑为了什么

徐百柯

    建筑史也许该记录这样一次有趣的饭局：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

    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

    杨廷宝的学生回忆，他常常提诸如此类的“小”问题：人的最小空间是多少？人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多少？一张八个座位的餐桌至少需要多大空间？桌椅的高度该是多少？门把手和门锁装在什么高度才合适？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钢卷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随时记下他所需要的尺寸或画下他认为值得参考的速写。

    坐在车内，他有时会指着车窗外的城市建筑问学生：这样的处理，合适不合适？好不好？给建筑系学生讲演，学生期待着听这么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大谈设计，他却告白：“我来说说台阶的踏步怎么做，好吗？”然后讲了一大通踏步尺寸与人体的关系云云。

    后人怀念他：“总之，他一直在关心着建筑师为人类提供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是否合理、合法、合用。”

    清华大学图书馆被视为三代建筑师“契合”的经典作品，1919年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12年后由杨廷宝设计扩建，1982年由清华名教授关肇邺第二次设计扩建。关肇邺曾经回忆自己初次见到清华图书馆时的情形。抗战刚胜利，以清华园为伤兵医院的日军撤走不久，到处荒草没膝，满目疮痍，图书馆内大理石地面上满是血污，杂物狼藉，然而“外表的凄凉”丝毫不能掩盖这座建筑一二期设计浑然一体的“内质的壮美”，使人“久久不忍离去”。

    关肇邺在杨廷宝的扩建设计中读出了“一种整体思想，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的设计理念”。这样一种理念，正是当下中国建筑和整个社会所稀缺的。关肇邺感叹：“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对不少建筑只想夸张突出自己，标新立异，不顾整体关系的抱怨。这在商业街区上为广告宣传的目的使然，倒也罢了。但这种风气已蔓延到政治性、纪念性、文化教育性建筑中去，实在不能不说是建筑学的一大误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建筑的拥有者、投资商以此来显示炫耀自己；一些建筑师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此突显、表现自己。受害的则是我们的城市整体形象及其潜移默化对社会思想的侵蚀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建筑界热衷搞“大屋顶”，断言这样才算继承民族传统，才具有中国气派。北京市的规划部门甚至规定，不做大屋顶方案，就不发施工执照。然而杨廷宝说：“我不反对大屋顶，但那太浪费钱了。我们搞设计，不能赶浪头、随风倒。”

    于是他“顶风”设计了简约美观的北京和平宾馆。这个后来成为中国公共建筑之典范的作品，当时却差点儿被人当作“靶子”来批判，幸亏周恩来发话：“这个建筑不是设计得很合理吗？这座宾馆解决了问题了嘛！”

    杨廷宝说“不反对”，确是由衷之言。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风格，正是当年他和吕彦直、刘敦桢等一批建筑师开创的。他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但始终热爱中国那些亲切的带着乡土味的东西，比如天津泥人张的手艺、北京天桥的叫卖……

    为了讨教古建筑的秘诀，平时连纸烟也不抽一口的他，可以陪老工匠躺鸦片馆，亲手为老工匠烧烟泡，被熏得够“呛”。事后讲起来，他也并未眉飞色舞，而只是带着他那诚笃的微笑。

    毫无疑问，杨廷宝属于最配得上“建筑师”称谓的那一类人。人们说，杨老是实干家，最愉快莫过于工作，最难过莫甚于无所事事、相对谈玄。“文革”中，他被戴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高帽，关过牛棚，后来又被“解放”，树为“样板”，又是采访又是拍照，使他疲于应付；业务上，却无人理会，他被冷在一边。

    这样的日子里，他的学生记得一个场景：70多岁的老人，用钢笔在大约一尺见方的纸上画着，是一幅精心的设计方案鸟瞰图，线条仍然稳练，但手有点哆嗦。

    李丰，字安国，故卫尉李义子也。黄初（曹丕年号）中，以父任召随军。始为白衣时，年十七八，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海内翕然，莫不注意。后随军在许昌，声称日隆。其父不愿其然 ， 遂令闭门，敕使断客。初，明帝在东宫 ， 丰在文学中。及即尊位，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是时丰为黄门郎，明帝问左右安国所在，左右以丰对。帝曰：“丰名乃被于吴越邪？”后转骑都尉、给事中。帝崩后，为永宁太仆，以名过其实，能用少也。

    正始（曹芳年号）中，迁侍中尚书仆射。丰在台省（尚书省办公室），常多托疾，时台制，疾满百日当解禄。丰疾未满数十日，辄暂起，已复卧，如是数岁。初，丰子韬以选尚公主，丰虽外辞之，内不甚惮也。丰弟翼及伟，仕数岁间，并历郡守，丰尝于人中显诫二弟。及司马宣王久病，伟为二千石，荒于酒，乱新平、扶风二郡而丰不召，众人以为恃宠。

    曹爽（时为大将军）专政，丰依违二公间，无有适莫，故于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其意以为丰虽外示清净，而内图事，有似于游光也。及宣王奏诛爽，住车阙下，与丰相闻，丰怖，遽气索，足委地不能起。

    至嘉平四年宣王终后，中书令缺，大将军谘问朝臣：“谁可补者？”或指向丰。丰虽知此非显选，而自以连婚国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辞，遂奏用之。丰为中书二岁，帝比每独召与语，不知所说。景王知其议己，请丰，丰不以实告，（景王）乃杀之。其事秘。

    丰前后仕历二朝，不以家计为意，仰俸廪而已。韬虽尚公主，丰常约敕不得有所侵取，时得赐钱帛，辄以外施亲族；及得赐宫人，多与子弟，而丰皆以与诸外甥。及死后，有司籍其家，家无余积。

（节选自《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者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