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18世纪，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丝绸、茶叶、香料等）。……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西方交流出现了新的状况。中国的茶叶、生丝、棉花大量输往西方，以“英国制造”为代表的西方纺织品、机械设备等也漂洋过海，洋人反客为主，得操丝市、茶市之权，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鼻息，厘毫不能主持，在某些地区，洋布排挤了土纱土布，使中国城市出现生产凋敞，经济萧条的状况。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直到18世纪初，人类主要使用水力和木材等可再生能源，但这时英国一些冶铁炉因为木炭短缺而不得不停产。工业革命初期，水力比煤炭更为廉价，许多英国纺织厂仍然依靠水力；由于煤炭运输成本较高，一些新工业企业不得不建在煤田附近。

材料三：黄君（黄佐卿）于光绪七年（1881年）建丝厂于沪上。丝车仅一百部，各项机械均购自意法等国。惟是时女工都无充分训练，工作不良，丝质随劣；且所有出品须运往外国市场，向绸商兜售，输运需时，周转为难。自光绪八年至十三年，营业失败，资本损耗殆尽。光绪十三年后，丝厂事业逐渐发达，丝车自一百部增至九百部。后法国绸商渐知中国除土丝外，亦有机制厂丝可供应用，乃相率电请驻沪洋商就近采办。此项办法始自光绪十九年，迄今三十余年，未尝变更也。

——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就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而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组织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晚清时期,伴随着开埠通商,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传统的城市体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开办警政管理城市,还设立了商务局等经济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警察机构开始在城市广泛设立。中央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商法,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张之洞、梁启超、张謇等在租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

——摘编自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