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的宫廷和市井都有讲故事的口头文学活动，说话的人把要说的材料用白话体写下来，叫做“话本”。这种“话本”，后来就发展为长篇的章回小说。还有“鼓子词”、“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其唱本都是用白话体写下来的。到了元代，以白话的曲子来举行考试，白话文就大大发展起来。当时政府的文告，是用白话写的。

——《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

材料二：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指出：“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长的光荣的历史的。……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的运动决不会有那样的容易，决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决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响应与赞助。”在这场白话文运动中，胡适呼之于前，陈氏喊之于后，且在气度上和思想上，更具煽动性。

——摘编自孙郁《鲁迅与胡适》

 康有为曾经说道，越是了解“西学西理”，越觉“中学中理”之深邃广大。在他心中，中国古代淳美的社会风尚皆因孔子学说教化所致，相形之下，“近日风俗人心之坏”，令人痛心。欲挽救此种乱象，还须用“孔子旧方”。康有为遍考秦汉典籍，指出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制立法。他进一步指出，孔子改制最核心的主张即三世进化，即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从君主制到立宪制再到民主制的进化，这是孔子借《春秋》而阐发的微言大义。如此，则维新变法具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必要性。

陈独秀认为“孔子的思想产生于两千年前，原本就是服务于封建君王的专制统治的，而今已是共和制，孔子的言论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地方了”。孔教只是与帝制有“不可离散的因缘”，三纲五常违背了人的自由权利，缘此而生的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已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这种泯灭个性的儒家思想伦理禁锢，必须破除，“儒家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摘编自王鹏燕《康有为的孔教观与五四时期的反孔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