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清初，针对满洲贵族依仗特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谕令禁止；刊税例木榜于各关，“并商要往来之孔道，遍行晓谕”，对“私行滥收”的官吏“依律治罪”，以促进全国各地商品的流通。康熙中期以后，清政府在工商业领域实行商专卖政策，这种封建王朝垄断控制工商业的形式，较之明代弊端丛生的官专卖制有了明显改进，国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利用专商间接遥控。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能超越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界限，否则就要危及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清政府便用榷关、牙行和行会制对民间商业进行控制。允许适当发展，又不允许超过限度，清前期的主要手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据李绍强《论清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无业游民生计日绌……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为此，清政府从减免赋税方面对各地推广和改良手工业的做法予以支持；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清朝中央和各省掀起了一股兴办工艺传习机构的热潮。各省工艺局传习科目不是适合于出口贸易的初加工手工业，就是具有本省特色的民族传统手工业，其主旨在于传授谋生手段、化除“游民”，达到教养兼施的目的。1905年11月，商部颁发《出洋赛会通行简章》，鼓励商人参加国际赛会，对参赛货物免去关税。晚清在近代手工业经济中实现了角色的转换，这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但晚清政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近代手工业作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经济的地位和功能，从而就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过渡转化这一关键问题采取治本之方。

--据彭南生《晚清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

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就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而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组织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晚清时期,伴随着开埠通商,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传统的城市体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开办警政管理城市,还设立了商务局等经济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警察机构开始在城市广泛设立。中央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商法,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张之洞、梁启超、张謇等在租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

——摘编自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