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鸟

冯骥才

    天津卫的人好戏谑，故而人多有外号。凡有外号，必有一个好笑的故事，比方贺道台这个格色的雅号——死鸟。

    贺道台相貌普通，但真人不露相，他的能耐有两样，一是伺候头儿，一是伺候鸟。

    伺候上司的事是挺特别的一功。整天跟在上司的屁股后边，跟慢跟紧全都不成。而且光是赛条小狗那样跟在后边也不成。还得善于察言观色，摸透上司脾气，知道嘛时候该说嘛，嘛时候不该说嘛；挨训时俯首贴耳，挨骂时点头称是。你要是耐不住性子，皱眉撇嘴，露出烦恼，那就官儿不是愈做愈大，而是愈做愈小——就这种不是人干的事，贺道台却得心应手，做得从容自然。人说，贺道台这些能耐都出自他的天性，说他天生是上司的撒气篓子，一条顺毛驴，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对么？

    伺候鸟的事也是另外一功。别以为把鸟关在笼子里，放点米，给点虫，再加点水，就能又蹦又跳。一种鸟有一种鸟的习惯，差一点就闭眼戗毛，耷拉翅膀；一只鸟有一只鸟的性子，不依着它就不唱不叫，动也不动，活的赛死的差不多。人说贺道台上辈子准是鸟儿。他对鸟儿们的事全懂，无论嘛鸟，经他那双手一摆弄，毛儿鲜亮，活蹦乱跳，嗓子个个赛得过在天福茶园里那个唱落子的一毛旦。

    过年立夏转天，在常关做事的一位林先生，带给他一只八哥。这八哥个大肚圆，腿粗爪硬，通身乌黑，嘴儿金黄；叫起来，站在大街上也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心里欢喜说：“公鸡的嗓门也没它大。”林先生笑道：“就是学人说话还差点。它总不好好学。怎么教也不会，可有时不留神的话，却给他学去了。不过，到您手里一调理，保准有出息。”贺道台也笑了。说道：“过三个月，我叫它能说快板书。”

    然而，这八哥好比烈马，贺道台用尽法子，它也学不会。贺道台骂它一句：“笨鸟。”第二天它却叫了一天“笨鸟”。叫它停嘴，它偏不停。前院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用罩子把笼子严严实实罩了多半天，它才不叫。到了傍晚，太太怕把它闷死，叫丫鬟把罩子摘去，它一露面，竟对太太说：“太太起痱子了吧？”把太太吓了一跳。再一想，这不是前几天老爷对她说的话吗，不留神竟给它学去了。逗得太太格格地笑半天。待贺道台回来，对老爷说了。没等她去叫八哥再说一遍，八哥自己又说：“太太起痱子了吧！”

    太太说：“没想到这坏东西竟这么聪明。”

    自此，贺道台分外仔细照料它。日子一长，它倒是学会了几句什么“给大人请安”、“请您坐上座”、“您走好了”之类的话，只是不好好说。可是，它抽冷子蹦出几句老爷太太平时说的“起痱子”那类的话，反倒把客人逗得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

    知府大人说：“贺大人，从它身上就知道您有多聪明了。”

    贺道台得意这鸟，更得意自己。这话就暂且按下不提。

    九月初九那天，津门百姓照例都去登阁，俗称九九登高。这天直隶总督裕禄也来到了玉皇阁，兴致非常好一口气直爬到顶上的清虚阁。随同来的文武官员全都跑前跑后，贺道台自然也在其中。他指着三岔河口上的往来帆影，说些提兴致的话，直叫裕禄大人心头赛开了花。从阁上下来，贺道台便说，自己的家就在不远，希望大人赏脸，到他家去坐坐。裕大人平日决不肯屈尊到属下家中作客。但今日兴致高，竟答应了。官员跟随左右，骑龙驾虎一般去了。

    贺道台的八哥笼子就挂在客厅窗前，裕大人一进门，它就叫：“给大人请安。”声音嘹亮，一直送进裕禄的耳朵里。

    裕大人愈发兴高采烈，说道：“这东西竟然比人还灵。”

    贺道台应声便说：“还不是因为大人来了。平时怎么叫它说，它也不肯说。”

    待端茶上来，八哥忽又叫道：“这茶是明前茶。”

    裕大人一怔，扭头对那笼子里的八哥说：“这是你的错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哪还有明前茶？”

    上司打趣，下司拾笑。笑声贯满客厅，并一齐讪笑八哥是个傻瓜。

    贺道台说：“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其实这话并不是我教的，这东西总是时不时蹦出来一句，不知哪来的话。”

    知府笑道：“还不是平日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想必贺大人总喝好茶，它把茶名全记住了！”

    裕禄笑道：“有什么好茶，也请裕禄我尝尝。”

    大家又笑起来。但八哥听到了“裕禄”两字，忽然翅膀一抖，跟着全身黑毛全竖了起来，好赛发怒，声音又高又亮地叫道：“裕禄那王八蛋！”

    满厅的人全怔往。其实这一句众人全听到了，就在惊呆的一刻，这八哥又说一遍：“裕禄那王八蛋！”说得又清楚又干脆。裕禄忽地手一甩，把桌上的茶碗全抽在地上，怒喝一声：“太放肆了！”

    贺道台慌忙趴在地上，声音抖得快听不见：“这不是我教给它的——”话到这里，不觉卡住了。他想到，八哥的这句话，正是他每每在裕禄那里受了窝囊气后回来说的。怎么偏偏给它记住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他浑身全是凉气。

    等他明白过来，裕禄和众官员已经离去。只他一个人还趴在客厅地上，他突然跳起来，朝那八哥冲去，一边吼着：“你毁了我！我撕了你，你这死鸟！”

    他两手抓着笼子一扯，用力太大，笼子扯散，鸟飞出来，一把没有抓住。这八哥穿窗飞出，落在树上。居然把贺道台刚刚说的这话学会了，朝他叫道：“死鸟！”

    贺道台叫仆人们用杆子打，用砖头砍，爬上树抓，八哥在树顶上来回蹦了一会儿，还不住地叫：“死鸟！死鸟！死鸟！”最后才挥翅飞去，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自此，就得了“死鸟”的外号。而且人们传这外号的时候，还总附带着这个故事。

鞋匠

李培俊

    鞋匠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我认真看了他一眼。这是一张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面的褶子一条摞着一条，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握钱的手，被柔韧的细绳勒出一道道嫩红的沟壑。

    他说：“请给我一朵玫瑰。”

    鞋匠的摊子摆在我们花店的窗下，坐北朝南，一年四季，鞋匠那张憨厚的、黝黑的方脸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在阳光里乒乒乓乓钉掌，在阳光里嗤嗤拉拉绱鞋①。没活的时候，鞋匠会舒服地伸个懒腰，点上一支烟，望着天边某处，不知想些什么。有时，那烟味会丝丝缕缕飘进花店，暖暖的，有些辛辣，有些刺鼻。那烟，显然是两元一包的低档货。

    鞋匠的生意不错，摊子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奔他而来的原因，当然是鞋匠为人活泛，活儿做得地道。鞋匠在花店窗下摆摊好几年了，没见和谁红过脸、生过口角。顾客付钱时，鞋匠满脸微笑，从马扎上欠欠身子，重重点点头。顿时，那张脸便显得生动起来。他说，“谢谢，您慢走，再来啊。”

    鞋匠第一次来买花，很拘谨，站在收银台前，他狠劲搓手，粗糙的双掌磨擦出一串沙啦沙啦的响声。我问：“有事吗？”鞋匠羞涩地点点头说：“我买一朵玫瑰。”

    买玫瑰？我以为听错了，又问一声，“你要玫瑰？”他重重地点点头，说，“是的，我要一朵玫瑰。”说着，把钱递了过来。钱是一元一元的零票，折褶里带有微微的酸味。

    我从新进的玫瑰花中选出一朵最大最艳的，用绢纸包上花枝，递给他。他双手捧着走出花店，快步跨过马路，消失在对面的小巷里。

    我没问过这花买给谁，为什么每月要买一朵？他靠手艺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什么要把汗水里捞出来的钱送进花店，换回一朵不能吃不能喝的玫瑰呢？也许鞋匠有一位他十分疼爱的妻子，每月为爱妻送上一朵鲜花；也许他的妻子有什么疾患，卧病在床，她的床头需要一朵鲜花陪伴；也许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把玫瑰供在妻子遗像前，以示怀念……不管是哪种情况，鞋匠都是值得敬重的男人。

    每次进货，我都要精心为他挑选一朵鲜艳的、最大的玫瑰为他留着，等着鞋匠来取。

    情人节成了年轻人不可或缺的庆典。这天，少男少女们疯了一样涌向花店，你来我往。尽管我有所准备，进货量高于平时三倍，玫瑰仍然供不应求。下午五时，最后一朵玫瑰卖出，我吁了口气，准备清点当天不菲的收入。这时，一对恋人急如星火走进花店，男子问，“有玫瑰花吗？”我说，“对不起，你们来晚了，玫瑰刚刚卖完。”女子眼尖，发现了那朵留给鞋匠的玫瑰，兴奋得大叫起来：“瞧，还有一朵！”她央求我说，“大姐，卖给我们吧。”我说，“抱歉，那花是别人预订的，过会儿要来取。”女子十分失望，两眼噙满泪水，说，“这是我俩过的头一个情人节，全市花店跑遍了，只剩下你这朵玫瑰了，你忍心让我们过个没有玫瑰的节日吗？”男子也说，“要不，我出双倍的价钱。”

    我还是摇了摇头，说，“做生意要言而有信，你愿意让我做个失信的人吗？”

    女子脸色变得越发难看，埋怨男子说，“都怨你，都怨你，我说早些来，你偏不听，现在可好……”男子脸上讪讪的，嗫嗫嚅嚅地说，“明年，明年我送你一大抱玫瑰。”

    鞋匠早进来了，他把钱递给我，我把玫瑰交给了鞋匠。鞋匠脸上绽开一抹笑意，把玫瑰举到鼻子下，深深地嗅闻一阵，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次鞋匠没有跨过马路，也没有走进那条小巷，他微笑着，把玫瑰花交给小伙子，说，“还不快点送给姑娘。”天降之喜把小伙子弄懵了，接过玫瑰，朝鞋匠深深地鞠了三躬，连声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这对情侣走时，鞋匠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祝你们幸福啊！”那喊声很快淹没在寒风中，不知道小情侣听没听到。

（选自《小说选刊》2016年第2期，有改动）

注：①绱鞋：把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

请说普通话

尚春江

    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山水老汉从儿子居住的小区出来溜达了一会儿，就记不住回家的路了。去问交警，儿子的家在哪?路咋走?可是，他费了老鼻子劲说出来的话，人家一句也没听懂。交警说，老同志，请你说普通话。 

    可他哪里会说普通话啊。 

    他又去问路边下棋的几个老头，几个老头听了他说的话，一个劲地摇头，说，听不懂，请你说普通话。 

    可是，他真的不会说普通话。 

    前天，儿子把他从老家里接过来。一来让他享受一下城里的生活，二来他老了，就他一人在家，儿子不放心。三番几次去接，他都不应。这不，儿子费了好些口舌才把他接到市里。

    然而，山水老汉在儿子鸽笼般的楼房里待不住，只在屋里呆上一天就觉得闷得慌，浑身没劲，烦躁。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说，在屋里呆久了，出去走走，散散心。 

    说完，儿子就去上班了。儿子原先在这个城市打工，后来出息了，现在当了经理，忙得脚不着地，连陪他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儿媳妇倒是下班就回家，但她是温州人，说话叽里呱啦的，他一句也听不懂。儿媳妇就给他说普通话。可是，他听得懂她说的话，她却听不懂他说的话。 走走就走走。山水下了楼，出了小区的门，到街上逛。逛着逛着，在大街上七拐八抹的，一会儿就迷了路。按说，他当过兵，出过远门，说啥也不会迷路。可是，现在的城市，街道好像都差不多：都是高高的楼房，都是宽宽的街道，到处车挨车人挤人。一会儿，车开得呼呼的，好像赛跑；一会儿，都停在那里等红灯，好一阵子不动步。 

    山水悠悠逛逛，像到集上赶集，走着走着就迷了。哪像在家里，哪里有棵草，哪里有道坎，他心里一清二楚，挤着眼也能摸回家。 

    迷了路?问啊。鼻子下边有张嘴，山水就去问路。可是，他讲的是家乡掉了渣的土话，人家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他才明白，村中那些打工的年轻人为啥都讲普通话了。那时，他还跟人家讲，当初自己因为说普通话，害得被退了亲，被退了伍，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可现在，人家硬要自己说普通话，自己却把普通话忘得一干二净。

    问了半天，他也没问出回小区的路。没办法，他就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开车很快找了来，把他送回家。坐在沙发上，山水说，不在这住了。在这里，人家讲的是本地话，他听不懂；他讲的是家乡话，人家也听不懂。在这里，说话都是普通话，他不会。

    儿子想说，大，你不会学吗?小时候，人家都说你会普通话。

    但是，儿子没有问。他知道，那是他大心上的一道伤疤。

    那年，他大当兵回家探亲。老队长榔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绿军装，背着一个绿挎包，站在山水家门口东张西望，知道是山水回来探亲了。就问，是山水啊?啥时候坐车回来的?

    哎呀呀，你是榔头叔叔吗?我是昨晚上回来的。叔叔，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山水说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还向生产队长榔头敬了个礼。

    啥?你是“坐碗上”回来的?不是坐车啊?你妈妈是谁?是你娘?那我去叫你娘去。你娘在红芋地里出红芋呢。

    切!榔头队长听着山水说的普通话，嘴都撇到裤腰上了。

    一会儿，山水娘回来了。他娘干活时，脸上受了点伤，涂着红药水，横一道竖一道的

    娘望着穿绿军装的山水，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要知道，那时候当兵，是很光荣的。有人找不到媳妇，只要军装一上身，说媒的立马就踢破门槛。

    娘说，山水，啥时候回来的?

    山水望着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娘说，你是谁呀?

    娘说，傻孩子，我是娘啊，你连娘都不认识了?

    山水紧紧握住了娘的手说，哎呀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以为是隔壁的大娘呢，原来是我的妈妈哟。

    此后，有人说山水是“一年亲，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小资产阶级思想典型，上报到了部队。本来，山水已被部队当作入党提干的对象，此时泡了汤，提前退了伍。山水的未婚妻也退了婚。他娘提着礼到处找媒人说媒，但人家一听说是他，扭头就走。

    从此，山水就拉了寡汉。如果不是捡了一个他做儿子，把他抚养成人，现在可能仍是孤家寡人。

    一连几天，儿子看他大山水整天躲在屋里，呆呆地，不言不语，像丢了魂。就说，大，是不是住不惯啊，那咱就回老家。

    啥?回家?那中啊!

    山水的眼中一下子闪出了亮光。在家里，他就不用说普通话了。种地，种菜，和一般大小的老年人拉拉呱，喂喂猪，养养鸡，遛遛狗，多好!

（选自《华文小小说》2015年第2期）

大路上的小孩

卡夫卡

    我听到车子驶过园子栏栅前面。有时我从树叶中轻微晃动的空隙里看看，看看在这炎热的夏天，马车的轮幅和辕杆是怎样嘎嘎作响的。农民从地里回来，他们大声地笑着。这可是缺德。

    这是我父母的园子，我正在园子树林中间休息，坐在秋千架上。

    栏栅外的活动停止了，追逐着的小孩也过去了，粮车载着男人们和女人们，他们坐在禾把上，将花坛都遮住了。将近傍晚，我看到一位先生拄着手杖在慢慢散步，两个姑娘手挽着手，迎着他走去，一面向他打招呼，一面拐向旁边的草丛。

    然后，我看到鸟儿像喷出来似的飞腾，我的目光跟踪着它们，看着它们是如何在眨眼之间升空，我的目光跟着它们直到我不再觉得它们在飞，而是我自己在往下坠。出于偏好，我紧紧地抓住秋千的绳子开始轻微地摇荡起来。不久，我摇晃得激烈了一些，晚风吹来，颇感凉意，现在，天上已不是飞翔的鸟儿，却是闪动的星星。

    烛光下，我正用晚餐，我经常将两臂搁在木板上，咬着我的黄油面包，这时我已经累了。风将破得厉害的窗帘吹得鼓胀起来，外面有人路过窗前，间或两手抓紧帘子仔细端详我并要和我说上几句。通常蜡烛很快便熄灭了，在黑暗的蜡烛烟雾中，聚集的蚊蝇正要兜一阵圈子，有一个人在窗外问我什么，所以我看着他，我好像在看着一座山或看着纯净的微风，也没有许多要回答他的。

    有一个人跳上窗户的胸墙，进行通报，而另外的人似乎已经到了房前，我自然站起来，叹息着。这人说：“不行，你为什么这样叹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特殊情况吗？有什么倒霉的事吗？我们不从中休息一下么？一切都完了么？”

    什么也没有完，我们跑到房前。

    ——“你老是迟到。”

    “怎么说老是我”——“就是你，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就呆在家里。”——“缺德。”——“什么？缺德！你说什么？”

    这个晚上我们就这样头顶头地干起来了，也不顾白天黑夜。很快，我们背心上的钮扣互相摩擦，有如牙齿上下碰撞；一会儿我们又互相追逐，彼此距离总是差不多；我们浑身发热，像热带的动物一样。我们又像古代战争中的胸甲骑士一样跺着脚走，昂着头，往小胡同下面进军，我们又以这种攻击姿势继续向大路上挺进，个别人进入街道的沟渠里，但他们并未消失在黑暗的斜坡前，而是像陌生人一样站在上面的田间小道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

    “你们下来！”——“你们先上来！”——“你们把我们拽下来嘛，别忘了，我们并不蠢。”

    ——“你们说说看，你们可是胆小啊！只管来嘛！来嘛！”

    ——“真的吗？你们？就是你们，要把我们拽下来？没瞧瞧你们那副熊样？”

    我们开始攻击，我们被胸脯撞击着，被摔在沟渠草丛里，我们跌倒了，是自愿的，草丛里到处一样的暖和，草丛的冷暖我们不知道，只觉得累。

    我滚向左侧，以手当枕，这时我真想睡觉！虽然我想用突出的下颚把自己顶起来，但却滚进了更深的沟里。然后我手臂支撑前面，两腿斜缩，向前扑去，结果又掉进了一个深沟，肯定比前一条沟更深，但我一点也不想停止这种游戏。我真想在最后的一个沟渠里充分地放松自己，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觉。特别是我的膝盖，我几乎忘记了它。我躺着，我躺着笑了，我的背有毛病。当一个男孩双肘贴着髋部从斜坡越过我的沟渠跳向大路上时，我看看见他墨黑的鞋底，这时，我眨了眨眼。

    月亮升得相当高了，一辆邮车在月光下驶过，微风四处轻轻飘起，在壕沟里我也感觉到了。附近的树林里已开始沙沙作响，这时，一个人躺着不怎么觉得孤独。

    “你们在哪儿？”——“过来！”——“大家一起来！”

    ——“你躲什么，别胡闹！”

    ——“你们知道邮车过去了吗？”

    ——“没有！已经过去了吗？”

    ——“当然，在你睡觉的时候，邮车已经过去了。”

    ——“我睡觉了吗？我可没有睡呀！”

    ——“别吭声，有人看见了。”

    ——“我求求你。”

    ——“过来。”

    我们靠得很近地跑着，有的人彼此握手，头昂得不够高，因为大家都在朝下走路，有人发出印第安人战斗时的呐喊，我们疾速奔跑，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在快跑时风也助了我们一臂之力，恐怕什么也挡不住我们。在超过别人时，我们可以交叉手臂，而且安静地环视周围。到了野溪桥我们就停下来了，继续往前跑的人也返回来了。桥下的水冲击着石子和植物的根部，好像还并不多晚，我们之中居然没有人跳到桥的栏杆上去。在远处的灌木丛后驶出一辆火车，所有车厢通明透亮，玻璃窗肯定都打开了。我们中有一个人开始唱起了矿工之歌，我们也都跟着唱。我们唱得比火车前进的节奏要快得多，我们摇晃着手臂，歌声的力度不够，但我们歌声紧迫，并因此而开心。如果有一个人将自己的声音融入并领起其他人的声音，他就如同被鱼咬住一样，大家跟着他唱起来。我们唱近处的森林，唱远方的游子，声声入耳。大人都还在活动，母亲们正在收拾夜晚的床铺。

    时间到了，我向站在我旁边的人亲了一下，和离我最近的三个人拉了拉手，然后开始回家了。没有人叫我。我拐进了第一个十字路口，在那里他们看不见我了。我在田间小路上跑着，又进入了树林。我赶往位于南边的城里，从那儿就到我们村了。

    “注意，那儿有人，他们不睡觉。”

    “那他们为什么不睡觉？”

    “因为他们不累。”

    “他们为什么不累？”

    “因为他们是傻子，”

    “傻子要累多好啊！”

转换角色

侯发山

    二娃是“上一当烩面馆”的小伙计。不像正规的酒店，即使小伙计这个角色，也分前厅、后厨，前厅又分传菜的、迎宾的，后厨又分择菜的、洗涮的，等等，多了去。二娃没有具体的工作，却不轻松，有什么活儿干什么活儿，端盘子，抹桌子，扫地，擦玻璃，有时间还要起五更陪着老板去买菜。老板太抠门，大厨也不聘用，自己掌勺，服务员就聘用了两个人，除了二娃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山桃，她负责择菜，洗刷碗筷，吃饭时辰，还要站在门口招呼人。虽然忙一些，老板给的工资不低，管吃管住，每月两千元，这在同行业中已经是不低的了，有的星级酒店只给一千多一点。当然，这里是说钱不见钱，老板承诺年底一块儿给。

    明天就是腊月二十三了，老板承诺开工资，放假，回家过年去。二娃盘算着自己能开多少钱，回家给爹捎个帽子，给娘选件羽绒服，给小妹买个手机……结果一晚上也没睡踏实，老是在做梦，一会儿梦见自己在超市挑选东西，一会儿梦见自己坐在火车上，一会儿梦见自己到老家了。等到醒来，已经是早上八点了。他慌忙爬起来，脸也顾不得洗，就蹬蹬蹬下楼了。面馆在一层，他住在楼上。结果大门没开，老板还没来！若搁往常，老板七点左右就到了。二娃忙打开门，发现山桃瑟缩着膀子站在门外面，山桃在另外一个地方，和一帮乱七八糟的女孩子住在一起。

    两个人收拾罢房间的卫生，已经是九点钟了，老板还没来。怎么回事啊？二娃感到什么地方不对劲，打老板的电话，被告知手机已经关机。

    二娃茫然无措的时候。陆陆续续来了几个人，都是找老板的：一个是房东，说是要房租的，一年的房租四万八，老板一分钱也没给；一个是杀猪的，是来要账的，说老板用了他大半年的肉，欠了五万多；一个是菜农，也是来要账的……原来老板承诺今天兑付，所以他们才来了。

    到了十一点，老板还没露面，电话还是关机。直到这时，那几个讨账的感觉受骗了，对着二娃和山桃骂骂咧咧的，好像他们是冤的头，债的主。二娃和山桃不敢反驳，也不知道如何反驳，任凭他们的唾沫飞到脸上。

    几个债主知道两个服务员也是受害者，欺负他们也没啥意思，便自认倒霉，就又骂骂咧咧地走了。

    山桃松了口气，怯怯地说，二娃，咱也走吧？

    二娃点点头，转而摇摇头，说，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咋走啊？

    山桃说，我、我也没有路费……我身上只有十几块钱。

    二娃说，你回家一趟得多少钱？

    山桃说，汽车、火车、三轮车，得一千六百块。

    咱两个差不多。二娃说，哎，这冰箱里还有肉，还有青菜，咱把路费挣出来再走吧？ 

    山桃迟疑了一下，说你会做烩面？

    二娃说，没有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路？把生的做成熟的就中，来咱这小店的，身份跟咱差不多，不是啥讲究人，即使有些差池，不会找麻烦的。

    你真有把握？山桃扑闪着眼睛。

    想着是给咱的家人做饭吃哩，能错到哪里去？二娃蛮有信心地说。

    中！山桃的两只眼睛越来越亮。

    说干就干，二娃把火打开，一边烧水，一边去切肉；山桃择葱、剥蒜……当把第一碗烩面端给一个中年汉子时，说实话，二娃的心里还没底，忙让山桃把醋、辣椒、盐拿过去，说大哥您看看合您口味不，需要啥您自己添加。

    中年汉子哧溜了一口，头也不抬，说，中，中，中。

    二娃和山桃相视一笑，信心大增。接下来，越发操心。还好，一碗接一碗，没有一个顾客说孬的。

    忙到天黑，两人算了算账，挣了六百块。

    照这个数目，咱再干六天就能把两个人的路费挣出来。二娃掰着指头说。

    第二天早上，二娃去市场上进菜；山桃在店里忙活。九点钟，饭店准时开门营业。

    这一天，两个人赚了七百块。

    ……

    到了腊月二十八，二娃和山桃已经赚了六千块钱。二娃说，山桃，咱回家是不可能了，车票估计买不到了。咱不如不回家，继续干下去，然后把账一撮儿一撮儿还清再做打算，你看如何？

    中！听你的。山桃说。

    就这样，二娃和山桃干了多半年，终于还清了前任老板所有的欠款。

    由于两个人用心经营，口碑传了出去，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要关门已是不可能了，两个人也舍不得关门，于是打出广告，招聘三个小伙计，把生意往红火处弄。

    报名者蜂拥而至，当其中一名站在二娃面前时，他愣住了——这个人是年前逃跑的老板！

    二娃不计前嫌，收留了老板。

    没过多久，饭馆的名字由“上一当烩面馆”改为“小夫妻烩面馆”。怎么回事？您自个儿琢磨去吧。

（选自《小说月刊》）

风  波

鲁迅

    太阳收尽了他最末的光线了，水面暗暗地回复过凉气来；土场上一片碗筷声响，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七斤嫂吃完三碗饭，偶然抬起头，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地发跳。伊透过乌桕叶，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而且穿着宝蓝色竹布的长衫。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见今天的赵七爷已经不是道士，却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伊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坐了龙庭，而且一定须有辫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险。因为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轻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和他怄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现在是第三次了，这一定又是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嫂记得，两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所以这时便立刻直觉到七斤的危险，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

    赵七爷一路走来，一径走到七斤家的桌旁。“好香的菜干，——听到了风声了么？”赵七爷站在七斤的后面七斤嫂的对面说。

    “皇帝坐了龙庭了。”七斤说。

    七斤嫂看着七爷的脸，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经坐了龙庭，几时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七斤和他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不很懂得这古典的奥妙，但觉得有学问的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无可挽回，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语的说，“这怎么好呢？这样的一班老小，都靠他养活的人，……”

    赵七爷摇头道，“那也没法。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

    七斤嫂听到书上写着，可真是完全绝望了；自己急得没法，便忽然又恨到七斤。

    村人看见赵七爷到村，都赶紧吃完饭，聚在七斤家饭桌的周围。

    看客中间，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抱着伊的两周岁的遗腹子，正在七斤嫂身边看热闹；这时过意不去，连忙解劝说，“七斤嫂，算了罢。人不是神仙，谁知道未来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时不也说，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么？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

    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但自从八一嫂说了“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却有些生气了。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接着说，“‘恨棒打人’，算什么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

    八一嫂忽然见赵七爷满脸油汗，瞪着眼，准对伊冲过来，便十分害怕，不敢说完话，回身走了。赵七爷也跟着走去，跨上独木桥，扬长去了。

    村人们呆呆站着，心里计算，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因此也决定七斤便要没有性命。他们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关上门去睡觉。七斤嫂咕哝着，也收了家伙和桌子矮凳回家，关上门睡觉了。

    过了十多日，七斤从城内回家，看见他的女人非常高兴，问他说，“你在城里可听到些什么？”

    “没有听到些什么。”

    “皇帝坐了龙庭没有呢？”

    “他们没有说。”

    “咸亨酒店里也没有人说么？”

    “也没人说。”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店前，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

    “…………”

    现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了。到夏天，他们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大家见了，都笑嘻嘻的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健康。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一九二○年十月

（节选自鲁迅《呐喊•风波》，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