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         ②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③古之学者必有师

④今之众人 ， 其下圣人也亦远矣   ⑤肴核既尽，杯盘狼籍   ⑥思厥先祖父  ⑦行为偏僻性乖张

杨廷宝：建筑为了什么

徐百柯

    建筑史也许该记录这样一次有趣的饭局：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

    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

    杨廷宝的学生回忆，他常常提诸如此类的“小”问题：人的最小空间是多少？人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多少？一张八个座位的餐桌至少需要多大空间？桌椅的高度该是多少？门把手和门锁装在什么高度才合适？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钢卷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随时记下他所需要的尺寸或画下他认为值得参考的速写。

    坐在车内，他有时会指着车窗外的城市建筑问学生：这样的处理，合适不合适？好不好？给建筑系学生讲演，学生期待着听这么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大谈设计，他却告白：“我来说说台阶的踏步怎么做，好吗？”然后讲了一大通踏步尺寸与人体的关系云云。

    后人怀念他：“总之，他一直在关心着建筑师为人类提供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是否合理、合法、合用。”

    清华大学图书馆被视为三代建筑师“契合”的经典作品，1919年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12年后由杨廷宝设计扩建，1982年由清华名教授关肇邺第二次设计扩建。关肇邺曾经回忆自己初次见到清华图书馆时的情形。抗战刚胜利，以清华园为伤兵医院的日军撤走不久，到处荒草没膝，满目疮痍，图书馆内大理石地面上满是血污，杂物狼藉，然而“外表的凄凉”丝毫不能掩盖这座建筑一二期设计浑然一体的“内质的壮美”，使人“久久不忍离去”。

    关肇邺在杨廷宝的扩建设计中读出了“一种整体思想，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的设计理念”。这样一种理念，正是当下中国建筑和整个社会所稀缺的。关肇邺感叹：“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对不少建筑只想夸张突出自己，标新立异，不顾整体关系的抱怨。这在商业街区上为广告宣传的目的使然，倒也罢了。但这种风气已蔓延到政治性、纪念性、文化教育性建筑中去，实在不能不说是建筑学的一大误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建筑的拥有者、投资商以此来显示炫耀自己；一些建筑师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此突显、表现自己。受害的则是我们的城市整体形象及其潜移默化对社会思想的侵蚀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建筑界热衷搞“大屋顶”，断言这样才算继承民族传统，才具有中国气派。北京市的规划部门甚至规定，不做大屋顶方案，就不发施工执照。然而杨廷宝说：“我不反对大屋顶，但那太浪费钱了。我们搞设计，不能赶浪头、随风倒。”

    于是他“顶风”设计了简约美观的北京和平宾馆。这个后来成为中国公共建筑之典范的作品，当时却差点儿被人当作“靶子”来批判，幸亏周恩来发话：“这个建筑不是设计得很合理吗？这座宾馆解决了问题了嘛！”

    杨廷宝说“不反对”，确是由衷之言。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风格，正是当年他和吕彦直、刘敦桢等一批建筑师开创的。他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但始终热爱中国那些亲切的带着乡土味的东西，比如天津泥人张的手艺、北京天桥的叫卖……

    为了讨教古建筑的秘诀，平时连纸烟也不抽一口的他，可以陪老工匠躺鸦片馆，亲手为老工匠烧烟泡，被熏得够“呛”。事后讲起来，他也并未眉飞色舞，而只是带着他那诚笃的微笑。

    毫无疑问，杨廷宝属于最配得上“建筑师”称谓的那一类人。人们说，杨老是实干家，最愉快莫过于工作，最难过莫甚于无所事事、相对谈玄。“文革”中，他被戴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高帽，关过牛棚，后来又被“解放”，树为“样板”，又是采访又是拍照，使他疲于应付；业务上，却无人理会，他被冷在一边。

    这样的日子里，他的学生记得一个场景：70多岁的老人，用钢笔在大约一尺见方的纸上画着，是一幅精心的设计方案鸟瞰图，线条仍然稳练，但手有点哆嗦。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少孤，力学，持身以法度。绍兴二年，廷对，极意尽言，无所顾避，有司恶其直，授富川主簿，复命兼贺州学事。学故有田舍，法罢，归买马司，登请复其旧。守曰：“买马、养士孰急？”登曰：“买马固急矣，然学校礼义由出，一旦废，衣冠之士与堂下卒何异？”守曰：“抗长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礼义与法度尔，既两弃之，尚何言！”守不能夺，卒从之。满秩，士民丐留不获，相率馈金五十万，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贫无以养，愿太守劝其咸受。”登辞之，不可，复无所归，请置于学，买书以谢士民。

    授静江府古县令，道湖州，守汪藻馆之。藻留与修《徽宗实录》，固辞，或曰：“是可以阶改秩。”登曰：“但意未欲尔。”遂行。广西帅沈晦问登何以治县，登条十余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诈，疑不可行。”对曰：“忠信可行蛮貊，谓不能行，诚不至尔。”豪民秦琥武断乡里，持吏短长，号“秦大虫”，邑大夫以下为其所屈。登至，颇革，而登喜其迁善，补处学职。它日琥有请属登谢却之琥怒谋中以危法会有诉琥侵贷学钱者登呼至面数琥声气俱厉叱下白郡及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

    帅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舜陟遣健卒捕登，属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诣阙上书，求纳官赎罪。故人有为右司者，谓曰：“丞相①云尝识君于太学，能一见，终身事且无忧，上书徒尔为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权臣。”既而中书奏故事无纳官赎罪，仍送静江狱。登归葬其母，事讫诣狱，而舜陟先以事下狱死矣，事卒昭白。

    登谪居，授徒以给，家事一不介意，惟闻朝廷所行事小失，则颦蹙不乐，大失则恸哭随之，临卒，所言皆天下大计。其学以慎独为本，有《东溪集》行世。

（《宋史 列传第一百五十八》，有删节）

【注】①丞相，指秦桧。

    曹利用，字用之，赵州宁晋人。父谏，擢明经第，仕至右补阙，以武略改崇仪使。利用少喜谈辨，慷慨有志操。谏卒，补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迁为延路走马承受公事。

    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帝语利用曰：“契丹南来，不求地则邀赂尔。关南地归中国已久，不可许；汉以玉帛赐单于，有故事。”利用愤契丹，色不平，对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还。”帝壮其言。利用驰至契丹，契丹母曰：“晋德我，畀我关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还我。”利用曰：“晋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岁求金帛以佐军，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请，利用不敢以闻。”契丹度不可屈，和议遂定，利用奉约书以归。擢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赐第京师。契丹遣使来聘，遂命利用迎劳之。

    知宜州刘永规驭下残酷，军校乘众怨，杀永规叛，陷柳城县，围象州，分兵掠广州，岭南骚动。帝谓辅臣曰：“向者司天占候当用兵，朕固忧远方守将非其人，以起边衅，今果然。曹利用晓方略，尽心于事，其以为广南安抚使。”利用至岭外遇贼武仙县贼持健标蒙采盾衣甲坚利锋镝不能入利用使士持巨斧长刀破盾遂斩首以徇。岭南平，迁引进使。

    利用在位既久，颇恃功。天禧二年，辅臣丁谓、李迪争论帝前，迪斥谓奸邪，因言利用与之为朋党。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躯以入不测之虏，迪不逮臣也。”迪坐是免，而利用以检校太师兼太子少保为会灵观使，进尚书右仆射。

    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侥幸，而其亲旧或有因缘以进者，故及于祸。然在朝廷忠荩有守，始终不为屈，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宋史·曹利用传》，有删节）

（一）

    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是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故《明法》曰：“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人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 ， 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故其当赏者，群臣不得辞也：其当罚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赏功诛罪，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为也。故《明法》曰：“不为惠于法之内。”

    （取材于《管子·明法解》）

    （二）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

    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

    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者而不用，与无法等。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是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取材于《淮南子·主术训》）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幼警敏，贯综坟籍，善属文。年十八，举进士。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曰：“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补隰城尉。顾中原方乱，慨然有忧天下志。会父疾，绵十旬，不解衣；及丧，勺饮不入口五日。太宗徇渭北，杖策上谒军门，一见如旧。公为秦王，即授府记室。征伐未尝不从，众争取怪珍，玄龄独收人物致幕府，与诸将密相申结，人人愿尽死力。王尝曰：“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禹也。”居府出入十年，军符府檄，或驻马即办，文约理尽，初不著稿。太子即位，为中书令。第功班赏，与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功第一，进爵邗国公，食邑千三百户。进尚书左仆射，更封魏。帝尝问：“创业、守文孰难？“玄龄曰：“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魏徵曰：“既得天下，则安于骄逸。国由此衰，则守文为难。”帝曰：“玄龄从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见创业之难徵与我安天下畏富贵则骄骄则怠怠则亡见守文之不为易。”居宰相积十五年，自以权宠隆极，累表辞位，诏不听。帝遣使谓曰：“让，诚美德也。然国家相眷赖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顾公筋力未衰，毋多让！”晚节多病，时帝幸玉华宫，诏玄龄居守，听卧治事。疾甚，帝命凿苑垣以便候问。薨，年七十一，溢曰文昭。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明达吏治，议法处令，务为宽平。治家有法度，常恐诸子骄侈，席势凌人，乃集古今家诫，书于屏风。

（《新唐书·房玄龄列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