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是我国兼业农户形成并得以相当程度发展的时期。农户兼业的主要形式是兼营家庭手工业，其所从事的生产项目颇为繁多，产品多以为城乡市场提供日用品为主。其中，最多和最重要的是棉布和棉纱，其次还有蚕丝、苧麻布、苇席、蒲席等。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广州府志》记载：广东东莞县西南乡间，农家“田事之余”“则捆莞为席，辫麦为笠，穿绒为伞”。

——摘编自刘小京《略析明清时期的兼业农户》

材料二：近代中国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各种剥削日益严重，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县有报告资料的县份统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农民离村者，或到本区别村充当佃农雇工，或奔向边疆垦区，或挤进城市，更有漂洋过海去谋生的。

——摘编自张福记、陆远权《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

材料三：从1985年开始，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农民开始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或者跑运输、当小商小贩、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农户已不再把改善生计寄希望于种粮、卖粮，而是寄希望于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因而粮食生产投入减少，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更多投入非粮食生产或非农产业。

——摘编自李文《新时期以来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材料一：玉米、番薯、马铃薯这几种美洲作物均适应性较强，耐旱耐瘠，使过去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砂砾瘠土、高岗山坡、深山老林等地成为宜种土地。16世纪以来，广大居民“即芟尽草根，兴种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南坝山地，高处，低坡，皆种苞谷，为酿酒、饲猪之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突出的人地矛盾以及庶民百姓的吃饭难问题都是困扰历代统治者的死结。明中叶以后涌入中国并很快普及开来的粮食作物无疑起到了缓解这一死结的作用。因有耐瘠的美洲作物传入，人口才能向土地贫瘠的地区流动，才能开山垦荒活命。但流民的这种垦荒种植是开山砍伐，粗放式经营的。

——摘编自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晚期）洋布、洋纱、洋花边、洋林、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不为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治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器，故工致而价廉，且亦成功；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贵，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三：作为传统产棉区的太湖流域东部，到1919年，仅常熟、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奉贤、川沙、崇明八县的棉田面积。合计就达367万亩。原本棉花产量有限的浙东沿海地区，也是“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收，为出口一大宗。”

——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纽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12世纪西欧具备了自治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外，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这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许多已形成的城市通过举行起义、成立公社、谈判妥协，开始实行城市自治。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折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材料一 “嘉靖倭乱”的发生，是明朝“海禁”政策导致的全球化与中国市场需求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1567年，嘉靖皇帝病逝，随后隆庆皇帝即位。隆庆皇帝宣布在漳月港开海，允许漳泉两府商人出海贸易，“准贩东、西二洋”，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有人测算，晚明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16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与此同时，明末的海外市场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浙、闽、粤、赣等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朵织业、制瓷业、铁器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

——摘编自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二  1898年，清廷下诏：“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视統，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经过新政期间的努力，截至辛亥，中国自开商埠（意即中国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它与条约口岸的实质区别在于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列强控制了口岸的政治决策权及行政管理权）的数量已由戊戌时期的3个增加至19个，如果加上同时期东北开放的16个，其数量已多达35个。

——摘编自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

材料三  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至今，我国已设立四批自贸区，再加上刚刚宣布的海南自贸区（港），我国的自贸区数量将达到12个，正是这些自贸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除了海南的跨“级连跳”，直接批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和自由贸易港外，其他已经获批设立的10个自由贸易区最有机会实现升级“自贸港”。

——整理自侯名芬《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价值新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