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争的胜负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日本当时是一个工业相当发达的军国主义国家，因此在军事装备及军队训练素质上都占据着优势；而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军事装备与部队的训练、编制都过于陈旧落后，无法适应陆海空联合作战之需要。抗战初期，日军一个师团战时兵力约有2.2万人，马5800匹，步骑枪9500枝，轻重机枪600余挺，各式火炮108门，战车24辆。而中国军队一个师的编制为官兵约1.1万人，步骑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炮46门，掷弹筒243枚。尽管战争初期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以血肉之躯与优势装备的敌军相战，这种抵抗是难以持久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

材料二 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边区(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一 汉高祖刘邦汲取强秦灭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 “十五税一”的政策，至汉文帝时， 又有“田租减半”之诏。隋代开皇二年颁布租调新令“丁男一床，租粟三石……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次年正月又规定，“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法，税额较轻、尤其是采取“输庸代役”的办法，让农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摘编自石妍妍等《中国古代农业赋税减免政策初探》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政府在税收上实行轻赋税和公平负担，首先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那里取得税收，即使在困难时期，仍然注意赋税的限度，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摘编自章蓬等《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和作用》

材料三 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允许采取多种形式的责任制；一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的价格。前者是“松绑”，后者是“让利”。

——摘编自萧冬连《历史的转折》等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儒家经典）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他经常在清微堂、苑堂给群臣讲经，或亲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即使在巡察、征伐途中，也同大臣在车上谈经论典，不肯停辍。489年，孝文帝立孔庙于京师；492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495年，孝文帝亲祠孔子庙。孝文帝敬重大臣刘芳的儒学功底，主动与之联姻；一代大儒高允博通经史，多年参与孝文帝的军机大事，晚年还为孝文帝议定律令，因此常受孝文帝的赏赐与恩惠。

——摘编自李世龙、刘惟《北魏孝文帝治国思想述论》

1938年7月，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举行大规模的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七七”献金。武汉各界民众对献金的反应十分热烈。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的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来献金的人中，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摘编自吴颖《40年改革开放之路，40个意义非凡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