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大型私营手工业都是由官僚、地主、商人等富豪人家经办的，其生产规模比较大，拥有的资金也多，所以在经营方式上一般都采取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形式，不仅生产过程有了一定的分工，而且生产者大多数都是雇佣来的，产品绝大部分也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具有着明显的商品经济的性质。但是大型私营手工业在我国古代手工业历史中，从来也没有占居主导地位，而且始终处于变换不定的受控制状态中。

——摘自郑世明《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停滞性及其原因》

材料二：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四十年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是非常可怜的，基础也是非常薄弱的。首先，民族工业有所发展的只是轻工业，重工业不但没有丝毫进步，而且比较重要的煤矿几乎全部被外人夺去。其次，这四十年当中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绝大部分都是小规模经营，生产效率很低。再次，从每一个厂矿的历史来看，都各有自身所遭遇的艰苦经历，不但在它的创立过程中有千折百磨，就是在成立之后，依然是困难重重，经营无利，即使勉强支持数年之后，仍不免于改组易主；能屹立不摇，始终如一的比较少，能继续发展并不断由企业本身中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规模的就更少。

——摘自《论障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原因——傅筑夫教授的谈话追记》

材料三：今年以来，一些民营企业经营困难，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民营经济的声音，这引起高层关注。11月1日，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为此，习近平还提出六大政策举措，包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等。

——摘自《回首2018—习近平的这一年》

材料一：中世纪英国乡村社会底层民众普遍经历了贫困。英国历史学家贝内特认为，当时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考虑到农奴沉重的封建负担，以平均4.5口的家庭规模计算，必须10英亩以上才能维持生存。经济史学家波斯坦测算，13世纪英国小农户人口众多，104个庄园的随机样本表明一半以上的农业人口家庭土地少于10英亩。贫困成为困扰中世纪英国的重要问题。英国乡村家庭内部救济、庄园共同体救助和基督教慈善救助发展起来，共同构建了多元化的救助体系。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救助体系由宗教慈善向世俗救济、临时性救济向长期救助和法制化公共救助过渡，开启了英国社会保障近代化的进程。

——摘编自王学增《中世纪英国乡村贫困与社会济助研究》

材料二：我国古代社会的贫困救助，可以分为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我国在传统上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发生天灾人祸时，政府大规模的赈灾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至于日常的贫困救助，实际上是由民间社会自己来实施的。针对古代聚族而居的情况，宋代范仲淹开设了“义庄”，购置族田，以族田收入在宗族内部开展济贫、赡养和助学。南宋朱熹也曾提议民间创办“社仓”，向灾民贷赈钱粮以济贫困。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在贫困救助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此外，一些财力丰厚，影响较大的佛寺，都有过一些救灾济贫的举措。

——摘编自刘志扬《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途径与成效》

材料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7年末的3046万人，减贫幅度接近70%，年均脱贫人数1370万人。联合国秘书长特雷斯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摘编自人民日报《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工作综述》

图2

材料一

到明代，进入第四个寒冷期，而农垦成风，“墙(明长城)内之地，悉分屯垦”。沙地植被遭到破坏，到万历年间普遍发生了建筑物被雍的现象。万历三十七年(1609)，榆林卫中路“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是年闰三月，朝廷调兵两千余人，并招募陕北各州县灾民数百人，历时六个月，长城沿线约120公里积沙被抓除到底并运往远地，“沿边一带，焕然一新，不可谓非大工"。

——据韩昭庆《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等整理

材料二

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清末民初有6个堡寨、421个村宅、近10万亩农田遭埋压危害。沙区层民为求生计，背扛肩挑，移沙造地，垒石防沙护田，散压柴草挡风救苗，依然不改“满眼尽飞沙”“树少不闻鸦”的景象。金鸡滩村马德宽借风移沙造田，或扬沙移丘，或背驮士石压沙，早出晚归，奋战10余年，夺地20余亩，微产杂粮，仍不解贫。

——摘编自《榆林市志》

材料三

1953年后，埃及政府对治沙实施政策扶植，并对各省的土地开发建设局实行系统领导，协调治沙。埃及还成立了专门的沙漠研究中心，从1979年起建立了5个沙漠士地开发技术实验推广示范中心。这些研究机构与推广示范中心紧密配合，研究成果可以很快得到应用。此外，埃及还从联合国、世界银行、中国、美国、法国等组织和国家获取资金、技术、设备及优质种源等。埃及开发沙农业的成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郝晋珉等编著《中国荒漠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承包治理地。石光银海子梁乡政府签订合同，承包治理3000亩荒沙，成为榆林地区承包治沙第一人。三十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多措并举，历经千辛万苦，在25万亩荒沙、碱滩上种活了5300多万株(丛)乔灌木，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一道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扭转了“因沙致穷”的千年困局。中国对毛乌素沙地的成功治理树立了生态治理的国际典范。

——据任仲文编《千秋伟业百年风华》等整理